日本教科书事件|唐辛子：日本如何编写历史教科书( 三 )_日本教科书事件|历史教科书

2001年，“扶桑社”出版发行的历史教科书采用率仅为0.039%，2005年的采用率为0.4% 。2007年，因为教科书编委会的内部纠纷，“扶桑社”将教科书出版事业全部移交给了子公司“育鹏社” 。2012年“育鹏社”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采用率为3.7% 。而同年中学历史教科书采用率最高的出版社，分别是前文介绍过的“东京书籍”（采用率为52.8%）和“教育出版”（采用率为14.6%）。
尽管“育鹏社”的采用率至今只占到3.7%，但与它的前任“扶桑社”相比，采用率明显每年都在上升，这无疑引起右翼教科书反对者的注意。日本有一个名为“孩子和教科书全国网络21”的团体，是由日本最主要的7家教科书出版社及教科书执笔者、出版劳动组合联合会、历史教育者协议会等联合组织的。2012年4月，该团体共54名学者和学校老师共同编写了名为《如何阅读育鹏社的教科书》的历史教学辅助资料，十分详细地将“育鹏社”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中，他们认为是片面、歪曲或有疑点的地方一一列出，并针对列出的问题一一提出自己的见解。
例如，在《如何阅读育鹏社的教科书》第61页，该书执笔者针对“育鹏社”在历史教科书中将中国的抗日战争称为“支那事变”（日本一般称为“日中战争”），提出了如下见解：“‘支那’，是战争中日本国民带有差别和歧视的称呼。使用育鹏社教科书的学生，以后跟中国人谈起日中战争（中国称抗日战争）时，如果使用‘支那事变’的说法，那么这个学生一定会刺伤中国人的心。”
看到这儿，可能国内的读者们会想：既然日本右翼教科书有混淆历史之嫌，还在书中使用“支那”这样的歧视语言，为什么日本政府不封杀它？为什么日本文部省还通过其教科书审定？这儿我想借用一位日本大学教授的话来作为回答。这位教授是坚定的日本左翼，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是日本右翼的死对头，尽管如此，这位教授却告诉我说：“日本作为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宪法应该保护每一位日本国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因此，尽管我和右翼的立场完全相反，但我也不会支持政府封杀右翼，不会支持政府禁止右翼出版教科书。日本政府如果这么做，那就是政府在违法。”
日本宪法第21条是“表现的自由” 。所谓“表现的自由”，是指个人可使用报道、出版、广播、电影等各种媒体手段，向外部表达自己的思想、意见、主张和情感。“表现的自由”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受到日本宪法的保护。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指的并不仅仅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还包括持种种不同观点的人士，也一样受到法律的保护。
此外，就像人的思想不可能统一一样，对历史认识，实际上也无法统一口径。对日本各家出版社在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中的不同表述，有一种认识是：多样化、多观点的教科书，可以为学生们提供多角度的视野与思考。但是，如何从众多的历史观点和庞大的历史资料中，筛选出最靠近历史事实的“真实”，编写成教科书，教育下一代，所需要的还不仅仅只是“表现的自由”的宪法保护，还应该有历史学者的诚实与教育工作者的良心。因为历史不应该为政治服务，却应该对未来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