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晚清慈善生态与官场勾结充满功利与机巧_慈善|晚清|胡雪岩|师爷

慈善既是官方借以管控民间的重要手段，又是民间借以打通官方关节的重要途径。日本学者夫马进通过大量的史料分析与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说：在雍正以后，善堂开始走向官营，而善举又开始趋向徭役。
做善事发家致富的晚清慈善人士
晚清吴趼人的章回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一部难得的讽时喻世的作品，犹如涂了胭脂的匕首，在离奇怪诞中直刺污浊现世的心脏。
该书的第34、35回，记述王慕善、申大先生、阎二先生、何师爷等人为山西赈灾的各种奇言怪行，将晚清充满功利与机巧的慈善生态揭发得淋漓尽致。
通过阎二先生之口，作者描摹了乡绅申大先生的家族做善事发家的简史：“他家太太老伯起初处个小馆，一年不过十来吊钱。后来本乡里因他年高望重，就推他做了一位乡董。他老人家从此到处募捐，广行善事。俗语说：‘和尚吃八方。’他家太太老伯连着师姑庵里的钱都会募了来做好事，也总算神通广大了。他家太太老伯不在的时候，已经积聚下几百吊钱。到他太老伯，以至他老伯手里，齐巧那两年山东、河南接连决口，京、津一带，赤地千里。地方上晓得他家肯做善事，就把他推戴起来，凡有赈捐，一概由他家经手。所以等到他家老伯去世，庄上的银子已经存了好几十万了……后来申老伯去世，就传到我们这位申大先生手里。申大先生更与众不同，非但场面比前头来的大，如今他老人家的顶子已经亮蓝，指日就要红了。”
而据申大先生的老伯自述，善事可真是一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的好买卖：“自从做了善事，到我手里，如今房子也有了，田地也有了，官也有了，家里老婆孩子也有了，伺候的人也有了，哪一桩不是做善事来的？”
申大先生及其祖辈的赈灾事业，号为劝捐，实不无逼捐嫌疑。捐册上的名字，阎二先生教训王慕善时说得明白：“一个(名字)要有几百万银子的沉重。你自问你有这个肩膀担得起这个沉重不能？”但劝捐也同做官一样，要有资格。人微言轻的王慕善莽撞闯入劝捐行业，三天内送掉300多份捐册，不过募得180多块洋钱，都是些零星碎户。而申大先生三天不出门，坐在家里已经募得十几万块了。究其根源，乃是申大先生有官方背景，人们向其代言的赈灾业务大笔捐款，可能得到丰厚回报———自己、先人或子弟获得封典，甚至自己直接候缺补官。
官员在赈济事业中，也各怀肚肠，莫不想从中得利。当阎二先生等人的赈济事业遭遇山西抚台皮里阳秋的阻挠之时，广有韬略的何师爷分析说：“抚台一回回的札子，只怕为的自己，不是为的百姓罢！……现在太原府的百姓都已完了。到了春天，雨水调匀，所有的田地，自然有人回来耕种。目下逃的逃，死的死，往往走出十里、八里，一点人烟都没有，哪里还要这许多银子去赈济……一定是抚台自己想好处。”
为更有效筹款，何师爷想出“妙计”，将劝捐变为报效———用现代语言说，则是将出发点和目标自“救济民生”转向“报效祖国” 。救济民生，只是博一些民间虚誉；报效祖国，却可以立即得到祖国的回报。于是他们挂起“奉旨设立报效山西赈捐总局”的牌子，何师爷也让手下人改称他“老爷”，靠着山西巡抚的虚火，天天拜客，竭力同人拉拢。有人请酒，一概亲到。如此应酬三个月下来，居然筹到30多万两银子，他报了个六七成上去，自己拿了三四成。至于山西巡抚得了这笔银子，究竟拿去做了什么用度，曾否有一文好处到百姓，无人查考，不得而知。
何师爷自办此善事，别开生路，与申大善士一帮旗鼓相当，彼此各不相下。又过些时，何师爷私自打电报，托山西巡抚于赈捐案内保举两人，从同知一直保到道台，又加了二品顶戴。他从此摇摇摆摆，每逢官场有事，竟充作大人物，简直可说是“民间组织部长”了。而这一切，均拜“做善事”所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