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列维|伊朗改革50年之路：民粹模式难以持久( 三 )_巴列维|霍梅尼|伊朗伊斯兰革命

德黑兰游行示威如家常便饭，抗议声浪一浪高过一浪。连财政部职员也举行罢工，全国公务员无法领到工资，局势更为恶化。每次在国王武力镇压游行示威，为死者举办伊斯兰教40日葬礼后，必定再度引爆新的更大规模游行。
巴列维国王的改革，两头不讨好，保守分子批判改革太多、太快，激进人士则攻击太少、太慢。国王过于迷信自己，四面树敌，警告民众“谁不和我们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 。秘密警察萨瓦克大肆迫害无辜民众。1975年，大赦国际称全世界各国，伊朗人权纪录为最糟糕。
中国有句老话：与民为敌者，或迟或早，终必失败。一度不可一世的巴列维国王，失道寡助，四面楚歌。连他的老朋友美国，在力倡“人权外交”政策的新总统卡特上任后，在最后关头也劝其早日下台流亡。悔不该当初的巴列维国王，不得不垂泪对宫娥，1979年黯然离国。
想当年，伊朗王后骄傲宣称：“对伊朗人民而言，君主制意义非同凡响。2500年波斯历史中，君主制一日不可缺少，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下台的巴列维，接受外国采访人员采访，回答“您的支持者去了哪里”问题时，凄然表示：“如今也只有我自己了。”一路流亡的他，终生未能踏上故国。客死异乡，下场凄惨。
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后，前现代国家能够成功发动革命者，少之又少。霍梅尼凭借一己之力，一举推翻伊朗王朝，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反讽的是众多西方学者——当年声称巴列维国王有望统治到21世纪不成问题——已改口强调伊朗伊斯兰革命有着深厚的历史土壤与群众基础，国王下台乃历史的必然，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后见之明，沦为笑柄。
革命有其自身独特运行逻辑，它的发生就像世界大战和全球经济危机一样，无法归咎为单一事件，而是各种因素所激发的化学变化和连锁反应。例如，伊朗传统商人阶层，痛恨王室垄断有利可图的进出口贸易，暗中资助霍梅尼领导的反对运动，成为其幕后金主。而且巴列维国王当年实施的鼓励留学政策效果事与愿违，大批前往法国与美国的莘莘学子，感受强烈文化冲击，在反对国王专制体制的革命中积极串联。
法国思想家福柯，此时正好在伊朗，一度盛赞伊斯兰革命是公意的体现。历史学家指出，法国大革命期间，参与民众不过为当时全国人口的2%，而伊朗伊斯兰革命时期，约有10%的国民踊跃投身反对国王的游行示威，确实是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革命之一。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其实是社会对国家的反抗，与西方传统的革命理论不同。西方革命往往是底层社会对上层社会的反抗，而伊朗革命则是整个社会与巴列维国王的决一死战。巴列维国王不是一般的独裁者，而代表了一个完全丧失政治正当性和社会基础的专制政权，无论其发展经济多么成功，其统治正当性早已消耗殆尽。而伊朗政府在巴列维国王统治后期，日益成为国王的统治工具，终于导致出现强烈的反弹。他目空一切，亲自掌握伊朗命运，某种意义上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任何妥协在当时都意味着背叛，自由派政治家巴扎尔甘，飞赴巴黎与霍梅尼密谈后，态度转为强硬，拒绝国王伸出的橄榄枝，不同意出任总理。其他自由派人士，谁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国王达成分享权力协议，也势必被丑化为在美国主子的庇护下，向伟大的革命刺了致命的一刀，会立即被奔腾咆哮的汹涌民意冲垮。革命的激进化是必然逻辑。当年的著名口号正是：国王下台，哪怕洪水滔天！巴列维国王在上世纪60年代的自传中曾提及，伊朗号称“亚洲的法兰西”，伊朗人天性自由奔放云云。而伊斯兰革命与法兰西革命，的确不无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