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邓正来口述：批判是知识分子的担当( 二 )_邓正来|知识分子|中国书评|中

没有户口、没有住房的学术个体户
这种看书的方式一直延续到了1978年我考上四川外语学院。在学校里我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把在大学里应该学的东西全部自学完了。大二的时候，我就开始逃课，常常到西南政法学院（现在的西南政法大学）听课。
1982年，我考上了外交学院的研究生，在老师的教导下，我在上世纪80年代影响最大的“走向未来”丛书中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论著，《昨天·今天·明天》，同时还撰写了《美国现代国际私法流派》，这本专著后来在法律出版社出版。
1985年，我成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学者。大约是在1987年，《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上发表了一则报道，称我是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
做学术个体户要承受的艰辛是常人很难想像的。我在北京没有居住的地方，属于“三无人员”———没有户口，没有住房，没有收入。记得在最初的那个冬天，我整天背一个书包（里面全是我要看的书）到处跑。我把铺盖卷放在一个同学的办公室里，他帮我收好。等他下班后，就把办公室钥匙给我。我就把铺盖卷打开，在他的办公室里看书、睡觉。一大早，我又把铺盖卷收好，然后出去。如果晚上与朋友聊学问聊晚了回不去了，我就到地铁站去。北京的冬天非常冷，我就在地铁站里跑步，以抵抗严寒。跑热了，我就坐下来看书，冷了再跑。当时惟一的希望，不是任何其他东西，就是盼着头一班的地铁赶紧来，因为进到地铁车厢里就暖和了。
在那个计划的时代，与现在很不一样，做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会被很多人瞧不起。我没有任何证件，无法去图书馆借书，所以一般都是写下书名，然后请好友帮忙借。有的时候还会在马路上被警察拦住查证件，我就谎称自己是某学校的学生，搪塞过去。
我当时的收入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稿费收入。在1987年，我与好友翻译出版了博登海默的名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部法理学译著，给我带来了相当可观的一笔稿费。另外，我是学外语出身的， 1986年北京开始有了私人办外语教学的学校，于是我兼职给他们当外语教师。当时是每周上两次课，每月下来，也可以有一部分收入。
我在北京住过的地下室有七八处，有的紧挨着臭水沟。但是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有许多真诚的好朋友。在我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是他们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和支持。直到1990年左右，我的生活才逐渐有了好转。
创办匿名评审、不发稿费的杂志
1989年到90年代初，我与学术界的同仁一起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在主编过程中，我发现，中国学术界连匿名评审制度都不了解，而且大多数学术论文甚至满篇都是议论，既没有论证，也没有注释，同时剽窃抄袭现象也令人担忧。这一切都意味着知识生产与学术规范在中国学术传统建构过程中的严重缺失。出于这样的考虑，我认为有必要掀起一场严肃讨论中国学术规范化和本土化的运动，所以又在1994年主编了《中国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