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邓正来口述：批判是知识分子的担当( 三 )_邓正来|知识分子|中国书评|中

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出版的最初几年中，所有的编委都是不拿编辑费用的，所有的作者也都是不拿稿费的，但是，正是这些作者，却把他们自己认为最重要的论文贡献给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后来，有一位企业家愿意资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编委们，他允诺每年给编委会10万元。如果按当时10个干具体工作的编委平均分，一个人可以分到1万元。这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绝对是一大笔财富了。
但是经过讨论，编委最后决定，把这笔钱拿出来创设并资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并且明确规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任何一位编委都不得申报这一项目。
徐友渔就是受此项目资助的学者。很遗憾，这项资助因企业方面的原因实际上只延续了两年。
到吉林大学任教，提出“二不原则”
到1996年，《中国书评》总共出版了10期。因为我个人身体的原因，刊物停办了。之后，我翻译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220万字的著作，对他的理论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2003年初，我正好写完了一本研究哈耶克理论的著作，非常疲劳。我的好友、吉林大学张文显先生邀请我和太太一起去吉林大学走动走动，休息几天。在吉大期间，我跟那里的教授和研究生见了面，进行了一些交流。最后，文显兄提出请我到吉林大学去工作。我不忍心拂他的面子。于是，我想提两个原则把他难住：第一，在吉林大学任教期间终身不担任任何行政带“长”的职务；第二，在吉林大学任教期间终身不担任任何实质性学术带“长”的职务，我只带博士生和硕士生，承担教书的工作。
他们听了这两个条件以后很高兴。后来我知道，他们觉得，几乎所有在体制之内进行调动的人都是要条件的，而我的原则恰恰是不要条件。当时我想，对我这样一个痴心学问的人来说，这个“二不原则” ，实际上是“要”了一个最大最大的条件，那就是要有充分的研究和教学时间。
就这样，在2003年3月份的时候，我结束了18年的“学术个体户”的身份，进入了体制，成了吉林大学的教授和博导。但是，我知道，我绝不会因身份的变化而放弃我的批判态度、放弃对学术的挚爱以及对“学在民间”理念的信奉，因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担当。
我在做学生的时代，就特别渴望有好的老师能够指导自己读书。吉林大学给我规定的条件是：每个学期只需要去一次，每次上7至10天的课就够了。但是仅在2004年，我就去了13次，几乎每个月都给学生上课。
2003年的下半年，我身患喉癌，幸亏发现得早。大夫明确告诉我尽量别说话，甚至干脆别说话，但是我做不到。由于我是上课最多的博导， 2004年底，吉林大学法学院对我做出的一些努力给予了褒奖，给了我一个“特殊贡献奖” 。
■采访人员手记
邓正来的学术脉络从国际法开始，然后是法律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到自由主义，很难对他从事的学科做一个清晰的划分。他是法学教授，但是，也有人称他为政治哲学家、社会学家，他甚至还曾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当我问他为什么会走上这样一条学术道路时，他表示，自己做学术研究首先是对知识的爱，更重要的是解决自己的困惑。他有一个根本的困惑是：他14岁进工厂做学徒被认为是很幸运的事，而且要走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