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朝鲜战争使我们整个国家进入封闭状态( 三 )_李辉|军事历史|中国近代史|封

还有，朝鲜战争之后，1952年实行大学院校合并，教会学校没有了，私立学校也没有了，教育越来越单一化，雷同化和封闭，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少中国教育的弊端，很多都源于这次合并。
南都：对，《封面中国2》集中在1946年到1952年，这段时间里中国人不了解外界是怎么看待我们的，这是一个基本的知识结构缺陷。
李辉：所以我觉得如果能有一个人用不同的方式还原当年的一些重要事件的场景，把这个事当时是怎么发生的、当时的各种不同的媒体是怎么报道的都写出来，那会是一件很好的事。如果这样，一个作者的精力更旺盛一些，能力更强一些，其实能够把事情做透。
虽然我们是当代人，但是写现当代史时一定要有一百年以后的考量，你站得越高，把这个事情当成很远的场景来写，你不是一定要站在谁的立场上讲，不是一定要为谁讲。写历史的初衷，当然有些要考证事实，但最重要的不是说历史为什么这样，而是历史发生了什么，是怎么发生的。《时代》用它的方式告诉我的，就这两点，我觉得能够这样就够了。
有没有可能站得更高一点做新闻？
南都：对于普通读者来说，看到《时代》有这么多封面是关于中国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可能是惊讶：原来别人一直在看着我们、讨论我们，而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李辉：而且后来是越来越关注了。你看现在，关于中国的报道每天就有多少？《时代》的文本的重要在于它创造了一个新闻周刊的文体，非常强调故事以每篇文章报道的细节丰富又是很重要的，这恰恰是弥补我们历史教科书没有的东西。
南都：也是之前受制于意识形态没有写进教科书的东西。
李辉：我就举个例子。陈立夫是1947年上的封面，《封面中国2》里面我写到陈立夫，以往一想到他就是特务头子、“四大家族”代表人物之一，但是那个时代他对孔孟之道和传统文化的推崇，是不容忽视的，也是《时代》重点报道的内容。几十年之后，你会发现，恰恰是陈立夫所推崇的东西，又是大陆现在所提倡的了。我们现在大办孔子学院也好，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也好，跟陈立夫有了历史联系。陈立夫晚年坚决主张中国文化统一和“一个中国”，又与大陆是一致的。写陈立夫这一章的时候我就在想，这是为什么？我们有没有可能超越党派之争、意识形态差异来写历史人物，来看历史？
南都：其实现在回头去看《时代》，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历史的那条线索。它有起因、传承、结局，直接塑造了我们的今天。《封面中国2》体现出了这一点。
李辉：许多历史上重要的细节在后来的讲述里都被忽略了。《时代》选的人物，比如陈立夫、吴国桢，在今天的读者看来都不是重要人物，也许是可以忽略的。把陈立夫与毛泽东、蒋介石并列，读者不理解，但这其实是历史的线索。
《封面中国2》中写吴国桢这一章，其实是有分量的。要理解台湾问题，就必须了解当时的新闻。吴国桢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时，最早采取启用台湾本省人的做法，蒋介石不能接受，枪毙的枪毙，罢免的罢免，吴国桢也下台，淡出政坛，远去美国。当时，负责解决吴国桢问题是由蒋经国主持。但30年后，蒋经国又重新恢复了吴国桢的做法。因此可以看出，台湾问题在1950年前后其实已经出现了，当时因为有朝鲜战争，我们没注意，它被历史淹没了。
研究那个时候的《时代》，正是为了回应我们当代的很多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那么巧，它正好和当代问题联系上了。你不看当代的报道，不看与吴国桢相关的书，就不可能想到台湾自治的问题当年是怎么发生的。从新闻的角度研究《时代》，研究它当时关于中国的报道，一定不是孤立的历史的东西，一定和现实形成关系，包括跟苏联的关系问题，包括朝鲜战争问题，它们对中国的影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