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噩梦:被轮奸直喊痛他们就扇我嘴( 二 )_

到了什漏村后，村里没有一个人，村里人都在日本人到之前，躲起来了。我们4个人就被分开，关在4间茅草屋里，茅草屋是逃走了的村民留下的空屋。
日本兵四五人一伙，找我们一个一个地问话，主要问我们抗日游击队在哪里。我们哪里知道抗日游击队在哪里啊，没人回答得出来，再看着日本兵又那么凶，就都害怕得哭了起来。
记得问我话的4个日本兵中，有一个翻译。日本兵问完话就走了，把我一个人锁在了屋里。第一个晚上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傍晚，来了另外4个日本兵，其中也有个翻译。他们问了我几句话后翻译就退出去了，翻译临出去时对我说这三个人是当官的。这天晚上，我就被这三个当官的轮奸了。这三个当官的都不是人，当时我痛得直喊，他们就扇我的嘴巴，不让我喊，一直捱到他们倦了才停下来。
从那以后，夜夜都有日本兵来我这里，每次3至5人不等。有时候好几个一起来，一个强奸，其他的在一边看，还笑。天天如此。
每天三顿饭，有伙夫送来，每顿一个饭团和半条鱼，有时是一小块猪肉，但我由于天天被糟蹋得浑身酸疼，饭也吃不下。
白天被关起来，大小便都不自由，夜里被弄得死去活来的，就想逃跑，茅屋外面，有木板搭成的岗楼，几个当兵的轮流着站岗，跑不了。
在什漏村过了10天，我们又被送到了南林据点，关进一间铁皮盖的房子里。
南林日军据点离林亚金和谭亚銮、谭亚隆还有李亚伦家不过两三里路。但即使离家这么近她们也不能回家，当时家里人也得不到她们的任何消息，更不知道她们在哪里、不知道她们是死是活。那时，林亚金曾想到过死，可再一想自己假如就这样死了，家人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死在了哪里，还有自己真的死了，多病的父母谁来照顾？想到这些，林亚金就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得忍辱活下来。林亚金：在南林据点关了不久，他们就又把我重新押回什漏据点，有6个日本兵押送，前面3人，后面3人，怕我逃跑。
回到什漏据点，还是单独关在一间房子里，不过这回可以走出屋子。据点边上驻有一个中队伪军，中队长是当地黎族人。因为是同乡人，我就壮着胆子认他为大哥，恳求他救我出去。我向他诉说自己的苦处，我说，这不是人生活的地方，日军每晚都来轮奸我，连月经时也不放过，只叫我洗一洗下身，擦干了他们又来强奸，弄得满身经血。他当时听了也没有什么反应。
一个多月后，我生病了，皮肤发黄，浑身浮肿。伪军中队长见我可怜，就向日军求情，说我生了病，家中母亲也眼看着快要死了，就让我回家探望一下，顺便也好看医生吃药治疗自己的病。日军见我一副焦黄的样子，也没有了兴趣，这才同意放我回家。回到家，才知道父亲真的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
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剩下母亲和我。当时，家里没有钱，母亲就让我到什丁村姐夫家去吃草药治疗。在姐姐家吃草药吃了两个多月，身体一点点有了好转，那时已经是1944年的初夏了。
那时母亲体弱多病，家里又穷，无法生活，我就到崖县罗朋村去，给人打工。打工的这户人家主人是农民，没有儿女，我给他们干农活，有饭吃，还有点钱。当时就想有点钱为母亲治病。大概在这户人家干了有半个月吧，有一天，村里来了4个日本兵，是罗朋据点的。日本兵发现了我，就硬拉我上山去砍扫把，我担心挨打，只得跟他们上山。上山之前翻译被日本兵支走了，3个日本兵押着我上山，语言不通，只能用手比划。谁知到了山上，他们并不让我砍扫把，他们拽住我，在我身上乱抓乱咬，痛得我直哭。最后他们撕我衣服，把我按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