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传教士看清末新政：一个开放的新时代_传教士|清末新政|中国近代史

山嘉利：“所有的阶层和几年前不一样了，更倾向要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市政和军事官员比之前更有礼貌，对传教士更尊重。”“旧的总是比较好，古人留下的是不会错的”的思想等认识摇摇欲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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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之一：设立咨议局
近些年，清末新政越来越受到学者重视。在诸多研究中，对外国人如何看待清末新政关注不多。传教士一直不太关注中国的政治事务，但对清末新政却有较多论述和报道。新政时期，传教士对清政府、中国局势的看法不断变化。义和团运动后，传教士虽认为中国更为开放了，但对清政府的看法依然负面。到1905年前后，传教士对清政府和中国局势的看法趋向积极。正是在这一时期，传教士倾向塑造一个正面的中国形象，并对西方国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开放的新时代”
在传教士看来，中国在经历了义和团之后进入了“开放的新时代” 。1901年1月，《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社论如是说：“中国，不管自身如何，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不能往回走了。”传教士明显感觉到中国人对待外来事物的心态更开放了。教会在义和团中遭受最惨重损失的山西，山嘉利（C. A. Stanley）细数了中国人对基督教态度的转变：“所有的阶层和几年前不一样了，更倾向要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市政和军事官员比之前更有礼貌，对传教士更尊重。”山嘉利感慨西方知识的传播，义和团的惨剧最终使得中国人厚古薄今的思想，“旧的总是比较好，古人留下的是不会错的”等认识摇摇欲坠了。
传教士在义和团后的一段时间里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者并不看好。在传教士看来，义和团运动是受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的唆使。1901年初，传教士不相信慈禧太后想达成和平的诚意，认为慈禧太后只不过是想把自己从尴尬、危难的境地解救出来，甚至有部分传教士上书美国公使要求还位光绪帝。
1901年后，科举考试改以策论试士，各省、州、府兴建学堂等都被看做是中国进步的标志。传教士渴望中国改革与进步，也感受到中国的变化。明恩溥（A. H. Smith）在1903年的《中国概况》中指出：“中国的庞大身躯掩盖了事实，这几年中国正在快速进步，即便是在只看到倒退和逆行的时候。”布朗（Arthur J. Brown）在1904年写作《古老中国的新力量》，专门有一章是“希望的标志”，列举了1900年后中国在教育、铁路、电报等方面的进步。传教士看到了中国的变化，同时看到中国进步的巨大阻力，对清廷给予太多的希望。
新政新气象
随着新政各项措施的展开，传教士对清政府的努力也表示认可和同情。1905年9月2日，清政府正式下令废除持续了两千多年的科举制，这一举措深得传教士的赞许。蒲鲁士（William N. Brewster）甚至认为废科举的时间1905年9月2日将会作为“新中国”的诞生日而被记载在历史上。同在1905年，抗议美国排华法案的抵制美货运动爆发。传教士多认为这一运动是中国新生活的征兆，意味着中国的觉醒。师古德（E. I. Osgood）在一篇文章中概括了当时中国的新形势：“整个中国渴望改变；科举制成为过去，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政府也开始懂得其存在不是为了统治者的私利；爱国的精神正在产生，抵制美货运动是最初的表现；对宪法和重组军队的要求已经得到回应；禁止缠足、女子教育、新建筑风格、治外法权都是热烈讨论的问题。”这一时期，清政府另一项特别引起传教士关注的举措是禁烟。传教士长期以来致力于禁烟运动，对清政府最终颁布禁烟条例表示赞许，称之为“最惊人的改革” 。吴板桥（S. Isett Woodbridge）坦言：“如果中国能够成功破除烟毒这一诅咒，而美国禁酒屡禁不成，那中国禁烟的成就比日本的军舰取得的胜利更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