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传教士看清末新政：一个开放的新时代( 二 )_传教士|清末新政|中国近代史

有很多传教士表示，1903—1907年这段时间中国的变化是最引人瞩目的。柏锡福（J. W. Bashford）曾评论：“世界近代史上近五年来最惊人的事件莫过于中国的觉醒了。世界的焦点应该在中国。”传教士此时对中国改革和变化的评价特别高。传教士在1907年回顾中国百年的进步，其进步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他们不仅关注政治方面，更关注商业、宗教、教育、交通等方面的改变。传教士对中国的看法从其著作中也可窥见一斑，如1906年出版的梅子明（W. S. Ament）的《巨人觉醒》，1907年出版的明恩溥的《中国的进步》、丁韪良（W. A. P. Martin）的《中国的觉醒》、蒲鲁士的《新中国的发展》。传教士对改革措施的实施虽常有质疑和批评，但态度大多是同情的。
抉择：改革与革命
中国在近代历经屈辱和磨难，中华老帝国该何去何从？清政府能够在中西碰撞和民族矛盾中继续对中国的统治，是传教士常关注的。
有传教士认为在民主的浪潮中，中国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专制统治，其中以耶士谟（W.M. Ashmore）和蒲鲁士最具代表性。耶士谟分析了民主思想在亚洲的发展，“印度在英治下开始民主的历程，日本建立了代议制政府，而中国派遣大臣出洋考察，近来舆论和公众思想的形成，书籍、报纸、同文书会的刊物的影响，公众演说的巨大力量，这些相互作用，最终结果对专制是致命的” 。蒲鲁士也明确指出，中国由皇帝统治的日子是有限的了。他给出的理由与耶士谟的有几分相似，如日俄战争的教训，宪政考察团的派出等。
随着新政的展开，传教士对清政府由不信任到认可、同情，但对政府之外的力量也非完全不知。1908年11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差不多同时去世。很多人以为中国会有动乱，但是中国突然地、安静地进入了新的统治。用何德兰（I. T. Headland）的话来说，“全世界看得目瞪口呆，所引起的混乱还不及纽约或芝加哥的市长选举，这也许是——也许不是——一个专制君主比一个民主政府优越的地方。”
随着清末新政的开展，各地教会稳步发展，传教士越来越倾向于一个稳定的政局和环境。传教士表示如果革命在中国不可避免，希望是和平的、不流血的。在这一时期，印度、土耳其、伊朗都在进行改革或革命。传教士观察到，这些国家推翻的是专制的君主，而非君主制，尽管发生了革命，但共和的思想没什么进展。在华传教士自然不希望中国步入后尘。不断有传教士表示，希望中国民众认识到团结的力量，不好的统治者好过没有统治者，不好的秩序好过没有秩序。
【传教士|传教士看清末新政：一个开放的新时代】传教士由于以宗教为皈依，顾虑因素多，掌握信息不全等因素，难以对中国的局势有精准的判断，然而在这一时期传教士更倾向塑造一个积极的中国形象。如美国学者加纳（John B. Gardner）的分析：“义和团的发生，使得传教士遭受到很多批评，他们被认为是侵略者，应对义和团负责。”传教士从没想过有一天需要为自己的角色辩护，这使得传教士注意缓和对中国的批评和评论，更多讨论中国的觉醒，其塑造中国形象的重点不再是亟待拯救的4亿异教徒，而是强调他们投入的人力、财力、物力有着怎样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