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BAT“圈地战争”简史：巨头如何改变互联网？( 四 )_阿里|阿里妈妈|百度|移动互联

存量博弈时代，要增长，只能从对方手里去抢。
2020年，BAT三家在用户使用时长的战场上均丢失了自己的疆域。腾讯系下滑得最厉害，损失了6.7%的用户市场，百度系和阿里系也分别损失了0.9%和0.4%的用户时长。
相反，头条系和快手系疆域在逐步扩大，均有超过3%的用户时长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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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内容”是在这一时期“圈地战争”中获胜的关键武器。字节和快手，都以此为看家本领。
字节是个超级app工厂。它生产的app屡获成功的秘诀，在于有一套强大的算法技术体系，能为每一个新app用算法赋能。
蒋凡事件发生后，阿里内部有很多人不明白，阿里为什么不能真正处理蒋凡？毕竟阿里价值观神圣不容侵犯。下至两个程序员，写了抢月饼的程序惨遭开除；上至前CEO卫哲，因为供应商贪腐引咎辞职。为什么蒋凡能成为例外？
因为有了蒋凡，阿里才能与字节、拼多多一战。
这三个人背景十分类似，都是搜索技术专家出身。蒋凡和黄峥都出身Google。2006年，谷歌中国创立，蒋凡和黄峥都在其中工作。同一年，张一鸣进入旅游搜索网站酷讯，作为酷讯的第一个工程师，全面负责酷讯的搜索研发。
阿里从2016年开始，陆续推出淘宝直播、淘宝头条、微淘，构建起一个淘宝内部的“算法+内容”体系。阿里巴巴集团学术委员会主席曾鸣直言，阿里就是一个巨大的搜索和推荐引擎。
毫无疑问，算法在提升用户使用时长和粘性上效果显著。算法洞悉你的喜好，给你推送你喜欢看的内容，为了让你多停留一秒持续迭代优化自身。
然而，算法也成为一种针对人的新隐形“统治”。
学者全燕和陈龙在研究报告中指出，“本质上说，算法技术实践理性对功效的追求，就是对人的精神领域的操控”，“算法营造了一个高度可信任的仿真环境。它具有超强劝服能力，导致算法迷思、塑造盲目认同和偏执型人格”。
可悲的是，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我们别无选择。
05 反垄断时代：圈地运动该落幕了吗？统观三场圈地战争，“负外部性”贯穿于互联网公司10余年的竞争过程中：互联网公司为了自身利益展开竞争，产生的代价却让整个互联网和社会共同承受。
诚然，互联网公司的圈地举动背后，有不得不为之的无奈。
以阿里为例。一方面，阿里掌握整个互联网金钱最丰裕的电商版图，各大巨头虎视眈眈。2020年，阿里全年营收7173亿，约等于1.5个腾讯，3个字节，10个百度。另一方面，阿里最迫切渴求的流量入口，从来没有一天真正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过去13年间，百度、腾讯、字节依次执流量之牛耳，也手握针对阿里最致命的武器。
同样，腾讯、百度、字节，都有各自的恐惧与无奈。互联网巨头们就像希腊神话中的战士阿喀琉斯，实力既受众人觊觎，又长着脆弱的脚踝。
他们都有不得已的理由，但却协力将互联网从开放推向封闭，从创新推向垄断。
“福利经济学之父”庞古在1912年发表《财富与福利》一书，系统性研究了“外部性”问题。其指出，自由竞争无法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因为私人利益、成本与社会利益、成本相背离。只有引入机制，将社会成本内化为私人成本，才能消除这种背离。
互联网公司们过去10余年的圈地战争，产生了巨大的负外部性，却未为此付出相称成本——这正是引发如今互联网反垄断时代到来的核心因素之一。
如今，互联网公司需要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将社会成本主动内化为企业成本。这是有利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唯一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