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臣秀吉|短史记｜丰臣秀吉当年，为何会生出征服北京的想法？_丰臣秀吉|北京|朝鲜_历史|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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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朝鲜水军和明朝援军的奋勇抵抗，秀吉的超大规模军团虽然占领了大部分朝鲜的国土，但在军事上并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593年7月，中日双方开始议和；秀吉提出的主要条款包括迎娶明朝皇女为天皇后妃、将朝鲜半岛南部的四道（大约半岛的一半）割让给日本、朝鲜国王永世臣服日本等。这些当然是妄想，自然遭到了明朝中国的拒绝。经过反复的外交谈判之后，明神宗派遣册封特使于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9月进入大阪城，向秀吉赠送服饰、王冠、金印、诰命等，册封其为“日本国王”，同时加封日本重臣四十名。
【丰臣秀吉|短史记｜丰臣秀吉当年，为何会生出征服北京的想法？】由于入主中原是秀吉的宿志，受封“日本国王”并未让他获得实利，他当然不肯善罢甘休。1597年，秀吉重新组织总数超过十四万人的大军，再次发动侵略战争，日军与中朝联军的战况呈现出胶着的状况。第二年8月，秀吉突然撒手人寰。他的接替者不得不将军队全部撤回日本国内。这场实际持续了七年的战争正式结束。
关于丰臣秀吉图谋北京，后世的很多历史叙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但我们有必要更进一步，透过这些历史表象去观察更深层面的东西。
从世界秩序的视角来看，战争引发了一系列重大后果。明王朝为维护东亚朝贡—册封体制，出兵援朝，结果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引发了国内的各种矛盾；不到半个世纪，王朝就在内忧外患中走向了灭亡。这一时期正是世界格局发生巨变的时期，东西两种文明开始发生碰撞和交流。在晚明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同时代的欧洲知识分子已经有了很多的联系。比如，大名鼎鼎的基督教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就和明朝的著名学者、政治家徐光启（1562—1633）、李之藻（1564—1630）、杨廷筠（1557—1627）有紧密的交往，这三人最终也都皈依了基督教。通过这些交流活动，中国的士大夫们接触到了开普勒、伽利略等当时欧洲著名科学家的学说和理论。很遗憾的是，这个向世界开放的过程因各种原因而走向了没落，其中之一无疑就是明朝的覆灭。
与此相对，日本出兵朝鲜，挑战中华王朝，试图建立以自身为中心的朝贡—册封体制，这一历史经验进一步强化了日本对朝鲜半岛及大陆绵延不绝的欲望。事实上，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迅速制定了侵略朝鲜和大陆的政策，可以说就是丰臣秀吉征服中国计划的翻版。这是一个如此忠实的翻版，以至于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视为偶然，而应认为其中有着一以贯之的逻辑。重要的是，当两种同型的欲望相遇时，动用硬实力的战争就无法避免了。
因此，秀吉图谋北京这件事与其说是他个人的妄想，不如说是日本国家欲望与民族精神的呈现。日本从古代时就形成了和中华帝国同型的“大国”意识，也就是日本版的天下意识。到了战国时代，秀吉借助武力统一日本的东风，试图一举实现成为大国的夙愿。正因如此，江户时代的儒者赖山阳（1780—1832）在其著作《日本外史》中对秀吉赞誉有加：“使太阁生于女真、靺鞨间，而假之以年，则乌知覆朱明之国者不待觉罗氏哉！盖其为人，酷肖秦皇、汉武，而雄才大略远出其右。”顺便一提的是，1829年刊行的这部《日本外史》在明治维新前后大为流行，正是这些说法与国家欲望发生共鸣的一种表象。
在秀吉的侵朝军中，日本的“神国意识”也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比如，在日军取得“临津江之战”的胜利后，当时的战记《高丽日记》就将历史上神功皇后“三韩征伐”的故事——实质是神功皇后动员诸神讨伐朝鲜的传说——与战场记录重叠在一起。事实上，在出征朝鲜之前，“日本是神国”这一观念就在当时的武士、从军僧侣当中广为流传，成为侵略朝鲜的一种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