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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 耗尽13省钱粮才够使用( 二 )


下西洋的东莞人
在明人茅元仪所著《武备志·郑和航海图》中 ， 描绘了广东珠江出海口周边水道及岛屿分布 ， 图中上部可见“东莞所”字样 。靠海吃海在商言商 ， 除了沿海走私之外 ， 明朝时的广东商民还自备船舶 ， 直航东西洋诸国 ， 即今东南亚地区 ， 走私贩私 ， 从贸易中取利 。永乐元年(1403年) ， 刚刚夺权成功的朱棣 ， 改变了其父朱元璋以守为主的对外政策 ， 在北方频频用兵 ， 同时四出遣使 ， 积极发展与海外诸国的关系 。他下旨恢复了洪武年间罢设的广东、福建、浙江三个市舶司 ， 并派宦官为提督加以监察管理 。
当时海外各国朝贡(其实是以此为名前来做生意) ， 日本取道浙江 ， 琉球取道福建 ， 安南(今越南)取道广西 ， 南洋多国通常走海路取道广东 。因此 ， 广东是明代朝贡贸易的最主要通道与枢纽 ， 广东市舶司也是三市舶司中任务最重、规模最大、作用最突出的 ， 连该市舶司附设招待来使的怀远驿 ， 也是三省驿馆中最大 ， 有各类房舍120间 。
永乐年间郑和六下西洋之壮举 ， 在明廷官方来说 ， 主要目的是宣扬天朝国威 ， 慑服海外诸藩 ， 客观上却拉动了东南沿海诸港的商船贸易发展 ， 广东自然也大大受益 。明代广州人郭在万历三十年(1602年)所修《广东通志》中记载：永乐五年九月“命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 。这就是郑和二下西洋 ， 船队从广东启航后 ， 所经国家有占城、爪哇、暹罗、苏门答腊、南巫里、故里、柯枝、锡兰等 ， 永乐七年才启程回国 。
民间史籍记载 ， 永乐一朝 ， 广东官船频频出海 ， 走私活动(也相当活跃 ， 沿海各县平民、官吏和卫所军士 ， 都有参与 。粤东海滨 ， 居民跟海盗及成分复杂的“倭寇” ， 来往密切 ， 甚至窝藏接济 ， 冲击海禁制度 。除了沿海走私之外 ， 广东商民还自备船舶 ， 直航东西洋诸国 ， 即今东南亚地区 ， 走私贩私 ， 从贸易中取利 。现代英国学者卡德在《中国人在荷属东印度的经济地位》一文中称：
“到十六世纪末 ， 有相当多的中国人贸易中心出现于爪哇、锦石、泗水、饶洞、万丹、日葛礁和其他岛屿(苏门答腊、西婆罗洲)上 ， 这些中国人都是福建和广东两省的人 。”闽粤两地中国商民能大批移民侨居东南亚 ， 在当地站稳脚跟 ，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郑和下西洋时在那一带为明朝树立的崇高威望 。有可靠的文献记载 ， 来自广东的侨民首领 ， 在郑和的认可和支持下 ， 甚至成为旧港“大头目 ， 以主其地” ， 并传位给子女 ， 俨然称王 。这更带动了不少广东商民前来侨居 。爪哇的情形也与此类似 。
前面提到过 ， 东莞县人钟左的父祖钟海清 ， 在郑和首次下西洋时 ， 于旧港“应招率本管头目人船随同来朝 ， 升正千户” 。华人移居海外 ， 喜欢聚族而居 ， 本县本府同乡也往往愿意扎堆 ， 钟海清能号令众人来归 ， 很可能他们都是莞籍的乡里乡亲 。此外 ， 元朝末年 ， 群雄并起 ， 时任元地方官的东莞人何真 ， 也以东莞、广州为基地 ， 一度凭险而守 ， 割据岭南 ， 后来审时度势 ， 归附明太祖 。他麾下很多东莞籍军人被调往南京行在充当卫军 ， 估计就有获选拔随郑和下西洋者 。
“万里天险 ， 与诸番共之”
“广州海亦有三路 ， 分三门 ， 而以虎头为大门 。潮汐之所出入 ， 东西二洋之所往来 ， 以此为咽喉焉 。”郑和七下西洋 ， 固然让国力蒸蒸日上的中华王朝声威远播 ， 但为此付出的财政负担也相当沉重 。明人所著《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说 ， 下西洋“须是动支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来 ， 方才够用” ， 恐怕不全是夸张的话 。故当年宦官四出搜刮财宝 ， 为朝中大臣诟病之事实 ， 多见于史书 。在广东地方志上 ， 也留下了若干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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