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另一面 胡雪岩帮他筹集军费

咸丰四年(1854)起,浩罕国国王阿古柏开始入侵新疆 。同治九年(1870)八月攻占吐鲁番,十月又越天山侵占乌鲁木齐 。至此,阿古柏侵占了中国新疆吐鲁番以西和乌鲁木齐等天山南北广大地区 。1871年5月15日,俄国军队越过边界,并于7月4日侵占了新疆伊犁地区 。新疆危机更加严重 。
1875年5月3日,清廷下旨,任命刚刚平定陕甘回乱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到光绪三年(1877)八月,左宗棠率军收复了新疆全境除伊犁以外的全部地方 。光绪六年(1879),因俄罗斯增兵伊犁、派兵舰出海威胁中国,七月,清廷让左宗棠入都,出任军机大臣、掌兵部事务 。如此推算,左宗棠主兵新疆的时间,大约为五年半 。
粗略统计,用兵新疆,左宗棠指挥的兵力总数大约在七八万人左右 。七八万人耗时五六年的时间,共花费5000多万两银子,若没有巨大的资金支持,左宗棠纵有不世出的才能也只能望疆兴叹 。
清朝自乾隆后直到甲午战争爆发,财政的货币收入总额大致保持在年均4200万两,由于鸦片战争后面临“千年未遇之变局”,财政上捉襟见肘,左宗棠筹款复疆的过程颇为曲折和艰辛 。
“生平以用饷为忧,以争饷为耻”
新疆兵事初定之后,左宗棠先后于1879年12月20日和1882年7月18日两次上折,分别报销光绪元年到光绪三年、光绪四年到光绪六年的军需款目 。
根据左宗棠这两次奏折,从光绪元年到光绪三年,共支出银2645.2多万两,从光绪四年到光绪六年,共支出银1758.1多万两,小计4403.3多万两 。这些支出之后,还欠包括各军军饷、抚恤费,以及向华商、洋商借款的本金、利息等,约960万两 。以上合计大约5400万两 。这应该是左宗棠用兵新疆所花银两的大概数目 。这5400多万两,主要用于兵勇口粮和军饷、借款利息、军械和军需购买、水陆运费、银两汇寄资费、伤亡抚恤、屯田支出、汉回安插赈济、随营文武各员薪资、办公经费等等 。
应当指出的是,这只是左宗棠直接统辖的部队的花费,并非清廷收复新疆的总支出 。因为除左宗棠部队之外,当时新疆还有像刘锦棠老湘营、伊犁将军金顺的部队、哈密办事大臣明春的部队等等,他们的粮食、军械等虽由左宗棠大营提供,但军饷都是独立的,粗略估算,6年不下1000万两 。因此,可以说,从光绪元年到光绪六年,清廷在新疆的花费,总共不低于6000万两 。
按照左宗棠的统计,这六年,拨解到左宗棠大营的银两大约6018.3万两,主要来自各省、各海关的协饷——光绪元年到光绪三年左宗棠收到的协饷约为1810万两,光绪四年到光绪六年收到的协饷数为1618万两 。此外的主要收入,还包括户部拨款,各地为甘肃所收的捐纳,甘肃、新疆本地所收的厘税等等 。
各地协饷中,以浙江和江西拨解最多,6年分别拨运了703万两和471万两,超过了当时号称富庶的江苏和广东 。新疆用兵结束后,左宗棠上折,专门为这两省的巡抚奏请了头品顶戴,以示感谢 。
筹饷,应该说是左宗棠——这位新疆用兵主帅的头等大事,也让他时常在给友朋的信中感慨“生平以用饷为忧,以争饷为耻,至此颇切焦烦” 。这其中,最主要的任务,则是催负责给西征军提供协饷的各省、各海关迅速拨银 。
于是,在左宗棠给各地督抚、藩司的信中,要饷成重要内容 。为了要饷,他这位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经常得向官阶低其至少两级的藩司赔笑脸、说好话,比如光绪元年(1874),文格出任四川布政使,看到左宗棠饷银紧张,迅速解来一批协饷,左宗棠不胜感激,去信盛赞文格此举“公忠之谊,一时无两” 。但就是这样,各地巡抚、藩司经常还不买左宗棠的账 。光绪四年(1878),处于“三空四尽”之际的左宗棠给广西巡抚杨庆伯去信,提出以湖南拨给自己部队的西征协饷抵押,向广西借款100万两,分四年还清 。根据左宗棠的调查,广西至少有300多万两的库款,但广西巡抚杨庆伯最后只愿意借8万两,以致左宗棠最后不得不向总理衙门抱怨“广西深藏若虚,颇出意外 。”
除此之外,左宗棠虽是用协饷抵押作贷款,但按照外国银行的规定,首先需要协饷被抵押的有关省份、海关的督抚盖章 。这也逼迫左宗棠不得不仰求各省督抚 。
1876年1月10日,正整军准备出关的左宗棠向朝廷提出效法沈葆桢筹办台防之法,议借洋款1000万两 。
所谓筹办台防,指的是1874年,日本以琉球船民漂流到台湾被高山族人民误杀为借口,发动侵台战争,并于5月6日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军3000人陆续从琅峤登陆,进犯台湾 。清政府派时任福州船政局船政大臣的沈葆桢为督办台防大臣,以钦差大臣身份率自造轮船赴台湾,加紧布防 。日本虽未敢贸然开战,却在外交上捞到好处,逼迫清政府于10月31日签订《台事专约》,规定中国赔款白银50万两,承认日本侵台是“保民义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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