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乞求日本出兵攻击大陆光复大明
南明永历十二年，即清朝顺治十五年、日本万治元年(1658)六月间，郑成功派遣桂梧、如昔和尚东渡日本长崎，递交了郑成功致德川幕府等四代将军德川家纲的书信 。郑成功在书信中首先称赞颂了幕府将军，接着结合自身经历，说：“成功生于日出，长而云从，一身系天下安危，百战占师中贞吉”，并以唐将徐世勣赐姓李自喻，以颜真卿气节自励，以示抗清决心 。郑成功希望发展与日本的友好关系，但关键是书信的结尾，指出：“中兴伊迩，敢望僧桂梧、如昔重来 。文难悉情，词不尽意”，暗喻南明将兴师北伐，乞兵曲笔之隐将由桂梧、如昔去长崎面叙 。结果如何呢？据日本平凡社编《大百科事典》第十八卷云，幕府拒绝了郑成功借兵请求，粟田元次郎《日本近代史》第四章亦云幕府未允出兵 。但是，事实上德川家纲这次是用实际行动响应郑成功乞兵，这是迄今中日两国史坛所忽略的问题 。历史是复杂的，我们应该感谢朝鲜史籍留下了有关记载 。
根据朝鲜手抄本李《漂人问答》援引明遗民曾胜供词云：“庚子夏初，日本大举兵，随汉人之客于日本者以向北京矣 。洋中忽遇狂风，舟不得前，乃回师 。”这就是说，“庚子夏初”系当南明永历十四年即清顺治十七年、日万治三年(1660)夏初，日本大兴出兵，在寓居日本的“汉人”向导下“以向北京矣”，意味着日本在中国明清交战中已公开站在南明一方，与清廷单方面处战争状态 。然而，途中“忽遇狂风，舟不得前”，显然日军海中遇难者不少，才使这非同寻常的“大举兵”以“回师”了之，与清廷安宁如故 。李当时为朝鲜济州特使，所撰《漂人问答》是据他亲自讯问曾胜等明遗民而成书，是书现藏干日本天理图书馆，1982年《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十五辑附该书影印照片全文 。曾胜上述供词的史料性，是绝对可靠的 。
曾胜何许人？乃福建人，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成长在明清动荡年代 。而据朝鲜史籍记载，清康熙六年即李朝显宗八年(1667)六月，朝鲜地方官员报告：“唐船一只漂泊(济)州境，而所乘船片片破碎，所载物尽皆沉没，所余无几 。漂到人九十五名，今方接置，俱不剃头 。观其服色，听其言语，则的是汉人 。招致其中为首者林寅观等，书问其居住及漂到之由，则以大明福建省官商人将向日本商贩，洋中遇风以至于此云”，而此95人为首者乃林寅观、曾胜、陈得 。据朝鲜史籍记载李朝译官问语，林寅观等人答云“藩王与郑经之物也”，足证此95人乃台湾郑氏官商 。他们是当年五月初十日从台湾起程，不料海洋中中遇风，二十三日漂到济州岛时船体破碎，为朝方收留 。曾胜身份清楚了，那么他为何在“日本大举兵”事隔七年后才吐露历史真情呢？
首先看看林寅观、曾胜、陈得为首的95人此次去长崎的背景，据《漂人问答》援引林寅观的话说，“今年四月末，清朝差使孔姓名孟章，共文武四位，欲与我藩议和 。而我藩即欲启闻(日本)国君，寅等欲乘风开缸 。此书预先寄来，寅等未知后事” 。“孔姓名孟章”，案“孟”、“元”两字同义，故当时人亦称孔元章 。孔元章，于康熙六年(1667)春前往台湾招抚，而同年十一月清朝闽水师提督施琅《边患宜靖疏》指出“总兵孔元章招抚回归”，足见上引林寅观“今年四月末”孔元章“欲与我藩议和”的资料是可靠的 。“此书预先寄来”，系指郑经致日本国王书是东渡前即五月初十日之前交给林寅观、曾胜等人，虽然《漂人问答》又援引林寅观等人的话说此书信由于船体破碎“失于漂沉之时”，但蔡政致寓日明遗民的三封书信犹存并让朝方阅览，显然“失于漂沉之时”是出于保密需要的推托之词 。不过，林寅观等人在答复朝方询问中，仍然透露出索取郑泰长崎存银和“会聚兵马”机密，使朝方留下了“汉人行中有请兵日本文书”的印象 。不难看出，孔元章往台湾议和时，郑经正谋求借兵日本 。当时，李氏朝鲜与清廷有外交关系，故朝方对郑氏乞兵日本非常敏感，细心盘洁，林寅观回答时顺便说出“前年日本王许兵相助”、“先王之借兵于日本久矣”，而曾胜不禁就将“庚子夏初日本大举兵”的历史秘密说了出来 。
本来德川幕府在中国明清交战中是同情南明，将清兵入主中原视为“华变于夷之态也”，但对南明多次乞兵一直冷淡，可见其所持的态度是非常慎重的，所谓冷淡，并非等于不愿出兵，何况当时日本还“颇有经略中国的雄心”，但因为此事关系到与清廷的两国关系，所以不能不权衡明清战事演变和得失利弊，慎重对待之 。如南明隆武二年(1646)郑芝龙遣使乞兵，据栗田元次郎《日本近代史》第四章记载，德川幕府“以拒绝为耻，纪州、尾州、水户之藩更竟欲出任总大将”，只是获得郑芝龙降清和隆武亡的消息，才使出兵成为泡影 。结合当时明清斗争形势，不难看出，“庚子夏初日本大举兵”是经过德川幕府慎重考虑后决定的 。郑成功派遣桂梧、如昔和尚乞兵日本，当时永历方面李定国已与郑成功约定北伐，李定国还约定李来亨在湖北配合郑成功北伐出击，魏耕等人积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活动迎接北伐，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明永历十二年即清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北伐是关系到明清双方命运的决战，关系到清廷能否实现一统局面的决战 。郑成功深知此举重要战略意义，所以北伐前他在厦门积极练兵，筹足军饷，遣桂梧等人去日本乞兵，与张煌言会师，邀请海外遗民如朱舜水回国参战，说明他非常重视北伐，充满必胜信心，因而他在致德川家纲信中说“中兴伊迩” 。这个非同寻常的复明计划，引起了日本重视 。尾张、纪伊、水户三藩侯都主张出兵，对德川幕府决策影响甚大，经过一年多的准备，终有“庚子夏初，日本大举兵，随汉人之客于日本者以向北京矣”，表明日本希望明清交战中出现“夷”变于华之态 。诚然，有明一代倭患不绝，实际是与当时日本长期内乱背景有关，与日本执政者不相干，有明一代日本执政者从未向中国出兵，而这次“日本大举兵”尽管是在郑成功北伐败后，且途中遇暴风而“回师”，对明清交战没有实际性战略影响，对当时中日关系也没有产生复杂化的消极影响，但这毕竟是明清史和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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