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沽协定签订的背后 蒋介石并非为了全力剿共
12月29日，蒋又“纵论国事”，认为此时内外局势纷乱，对日只有避战：“北方与日勾结可虑”，中共犹在其次 。“现时对策，惟有妨碍其集中，与迁就粤陈 。至于对倭只有避战，”对于闽变，不得已时，只有暂时将之孤立于省城，待其变化 。
1933年上半年，中日之间继“九一八”、“一·二八”之后，在山海关、热河、长城一线再度发生激烈冲突，最终以中方妥协退让，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而暂告一段落 。此后一段时间，蒋介石国民政府一度采取了以“和日”为主调的对日外交方针，在《塘沽协定》善后交涉中，对日曲意顺从退让，先后与日本人达成了关内外通车通邮的有关协议 。但由于日本的贪得无厌，步步紧逼，这一政策乃难以为继 。
“以和日掩护外交”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签字，蒋介石感到来自日本的压力终于得到缓解 。一个多月后，7月14日，他记下关于对内政外交政策的考虑，“以和日而掩护外交，以交通而掩护军事，以实业而掩护经济，以教育而掩护国防 。韬光养晦，秘筹秘谋，以余报国惟一政策也 。”(蒋中正总统档案：困勉记卷二十六，1933年7月14日)提出了以“和日”为主轴的外交方略 。
7月19日，他致电正在欧美访问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告以“中央对外政策，现定一面极力缓和暴日之武力压迫，一面切实运用欧美之经济援助，双管齐下，实为救亡复兴之惟一方针 。”
对宋提出的吸引外资，振兴中国实业的计划，蒋提醒他“必须慎密稳妥行之，不可十分激刺日方之嫉忌心，尤不可授之以显然可借之口实，以免为其直接破坏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1，第182-183页 。)这是告诫在国外的宋子文要小心翼翼，尽量不要因为他的某些外交努力引起日方注意，以免影响蒋汪好不容易得来的对日“和局” 。
7月20日，蒋再次论述其对日政策为“对倭以不使其扩大范围为第一目的 。……此时惟有以时间为基础，与敌相持，在久而不在一时也 。”28日，蒋还说，“御侮抗日，绝非以武力可与之竞胜，亦非以外力可以牵制 。此时惟有在内政社会教育制度中即在国民军事教育与团练保甲之中积极努力，行之五年，由小而大，则或有万一之效也 。”又退回到“九一八”前后力避与日军冲突的政策，而不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了 。
蒋、汪达成一致
这一方针，应该是蒋介石、汪精卫达成一致的结果，7月30日，蒋介石即自称，“本周……与汪解决内外政策，孙亦参加，公私通电发出，信心渐立 。”
8月28日，汪精卫在报告《外交方针问题》时，调子与蒋介石此前的说法十分接近，他说，我们现在正面临空前的国难，国家处于积弱的、被侵害的地位，我们应付国难的方法，用不着张皇，也用不着愤激，而是应当认清我们目前所处的地位，以求自救自存 。“所以我们今日外交方针与内政方针，完全一致，第一句是发展民力，发展人民之生产能力，第二句也是发展民力，发展人民之生产能力 。”但这样的方针，毕竟对于现实困境缺乏切实有效的处置，显得空洞闪烁，难于让人民信服，也不可能使其党内满意 。
10月30日，在国民政府总理纪念周，汪精卫报告外交，再次声称“中国现在所需要者为建设，而建设之环境，无过于和平，故中国之企望和平，较他国为尤切 。然和平云者，平然后和，不平未有能和者也 。顾兹所谓平，不仅为国际地位之平等，尤在国力之平等，殆未有国力不平等，而国际地位能平等者 。”
日与俄，是蒋介石考虑外交策略时常常放到一起来观察的互为对立的两极，是亲日抗俄，还是联俄抗日，消消长长，亲亲疏疏，在1927-1937的十年间，大体上可以说一直萦绕在蒋的心头，当然，如果日俄交恶而能置身事外，则更是上上之选 。这时，中日之间有所缓和，蒋的“祸水北引”之念又顽强地冒了出来 。8月19日，蒋在日记中称，“倭势和缓，华北乃可渐定，此大计幸可实现矣 。倭俄情势日急，与倭妥协，俾其一意对俄，亦‘先其所爱，微与之期’‘践墨随敌’之意乎 。”其后，又多次预计日俄将开战，而冀其实现 。
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分歧
8月23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劝其就便赴日一行，缓和关系 。但宋子文没有照蒋的意见访日，28日，蒋在日记中称：“子文不在日登陆，免倭寇造谣，亦有见地 。”但实际上对宋已相当不满，蒋宋在对日政策上存在分歧，蒋的外交路线需要组织上的保障，如罗文干去职，以汪精卫兼外交部长，以唐有壬任常务次长，加上黄郛、何应钦驻北平，都是为了贯彻其先安内后攘外的基本方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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