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沽协定签订的背后 蒋介石并非为了全力剿共( 二 )
在同一日的日记中，蒋记曰：“国内外交部长易人，外交方针幸趋一致 。”9月5日，蒋介石与宋子文谈话时，发生激烈争执，蒋在日记中大骂宋子文曰：“子文年少气盛，四年来误党误国之财政政策，尚不知觉悟，反自诩其能，不肯变更，余负其责，蒙受亡国失地之罪，彼仍一意径行，以余为傀儡，强余从其政策，今日且以辞职相要胁，忍无可忍，故痛责之，而彼终不自悟也，可叹 。”
9月6日，蒋介石及行政院长汪精卫、立法院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文等会于庐山，“会议中曾商讨对日政策：除绝对不割让东北各省，不承认伪‘满洲国’外，其他仍应与之周旋，并尽力避免刺激日方 。”
根据黄郛档案中《9月6日谈话会商定之结果》记述，这次会议确定的对日方针是：“除割让东省、热河，承认伪国，为绝对不可能外，对其他次要问题如税则等仍应与之作相当之周旋，谋适宜之处置，并极力避免一切刺激日方情感之行动及言论 。对华北当局，并赋以相当自由之权限，以期应付圆滑 。”
庐山会谈蒋、宋意见不能一致的情况可能也传到了国民党内一些地位稍低一点的人士耳中，并认为宋子文主张长期抵抗的主张被否决：“微闻蒋意目前对日暂为妥协，徐图挽救，而宋以其外国宣传均为中国将彻底抗日，故颇获欧美各国之援助，今忽更变，宋以为自属食言，争论结果，不欢而散 。”传闻“宋将辞职” 。(《王子壮日记》第1册，第437页)
果然，10月28日，蒋介石专程从南昌回南京，与汪精卫商量后，于29日主持会议，准宋子文辞行政院副院长及财政部长职，由孔祥熙继任 。
11月8日，蒋、汪在南昌再度商谈对日交涉问题，并联名致电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及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指示对日交涉方略：“以在事实上、法理上，不涉及伪国之原则，可酌量商谈，并以不换文、不签字最为重要 。”
11—12月间的国民党内，中央政潮涌动，地方实力派也很不安分，都使蒋介石感到牵制：“中央老者，欲倒汪精卫，摇动大局”;“中央捣乱者，乃孙科、陈立夫、宋子文，应如何处置之？”“陈济棠趁闽变要求财政，竟对中央敲诈”;“粤闽桂倭英及张学良各种纠纷，令人心烦，而中央内部不固，同志幼稚，汪兆铭又思退休，更令人难堪也 。”
12月29日，蒋又“纵论国事”，认为此时内外局势纷乱，对日只有避战：“北方与日勾结可虑”，中共犹在其次 。“现时对策，惟有妨碍其集中，与迁就粤陈 。至于对倭只有避战，”对于闽变，不得已时，只有暂时将之孤立于省城，待其变化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4，第137页)以上种种，反映了蒋介石这时面对内外各种困局所流露的几许无奈，自然也更刺激、强化了他对“必先安内”乃可再言“攘外”这一决策的认知 。
棘手的通车通邮问题
《塘沽协定》签订后中日间的交涉，以通车通邮问题为棘手，也甚为朝野各界所关注，这主要是因为日本以协定履行和善后的名义，诱逼国民政府同意使关内外通车通邮合法化，其意不在通车通邮本身，而在逐步造成对“满洲国”事实上的承认，混淆国际视听，最终实现对中国东北的合法占领 。
1933年7月2日，中方代表雷寿荣、薛之珩、殷同等人，在大连与日方代表冈村宁次等开始有关《塘沽协定》善后交涉的“大连会谈”，会谈内容为伪军收编、战区接收、铁路交涉等项，铁路交涉有两层含义，一是日军自北宁路沿线撤退，由中方接收并恢复交通，这是符合中方利益的;二是恢复北宁路与已沦陷的奉山路(现沈阳-山海关)的联络问题，也即关内外的通车问题，这是日方别有用心、亟欲实现的部分 。7月6日，大连会谈落幕，确定中方逐步接收北宁路，恢复至榆关事变前状态 。
外交部8月7日电告蒋介石，说据驻美公使电称，日本密使通知各国政府及要人，中国将由缔结电信、邮政、铁路各协定，对满洲国予以事实上之承认，而为法律上承认之先声 。“查日本利用此讯，以引诱各国承认伪组织为已成之局，并以打破各国所持之不承认主义 。是以现在我国与伪组织缔结任何协定，均属非宜，且使全世界必发生极不良之影响 。”蒋介石于10日回电谓并无缔结电信、邮政、铁路协定之说，日人散播谣言，我外交官应自具判断能力，不宜轻信 。
10月20日，国民政府铁道部正式任命殷同为北宁铁路局局长，27日到任，开始通车交涉 。11月2日，殷汝耕奉命赴榆关与日方商通车及剿匪事宜 。4日，殷同访日武官柴山，商平沈通车问题，5日，再访柴山及日使有吉明，交涉通车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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