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沽协定签订的背后 蒋介石并非为了全力剿共( 三 )
但国民党内反对通车通邮者颇不乏人，11月4日，外交次长唐有壬密向黄郛电告，“道君(代指李烈钧)鼓煽政潮甚力，今日立法院开会，指责通邮通车并要求尧峰(代指汪精卫)出席说明，此为彼辈破坏计划之第一步 。”(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下，第636页 。)
但国民党内与唐有壬等持不同意见者大有人在，即比较正统的王子壮也议及，“近闻日本为撤退长江各口日兵，要求吾国与伪国通邮通车并承认平热铁路平绥铁路之中日合办等，如此是直欲将华北置诸彼肘腋之下 。吾国少有人心，讵能相忍？故近日中央政治会议及立法院均向外交当局作种种之责问，虽汪先生答复绝不使丧权辱国，但事实昭然，殊使人疑虑也 。”
王世杰也提到，自1933年5月底《塘沽协定》签订后，“汪蒋两公对日之态度与政策，日趋于妥协 。日本方面要求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汪蒋均主迁就 。予以此事将影响政府对东四省之原来立场，力争无效 。六月一日曾向汪院长坚请辞职;嗣因汪虽应允，蒋仍强余留职，遂作罢议 。”(《王世杰日记》，第1册，第11-12页)
冈村宁次北平会谈
11月6日，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到北平，与黄郛等人谈判，日方提出控制长城各口，并提出关内外通车、通商诸项要求，逼迫中方接受，7日，黄郛等电告蒋介石，蒋即派机接汪精卫到南昌紧急商议，蒋、汪于8日复电黄郛、何应钦，对通车通邮已有接受之意，只是担心国内反对妥协之情绪正十分激昂，希望能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 。
11月9日，黄郛、何应钦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等在北平经三天会谈之后，就《塘沽协定》善后处理事宜达成初步协议，日军续驻长城各口，关内外通车、通商、通邮、通航问题日后续商 。11月11日，蒋介石电黄郛、何应钦，告以通车谈判在适当时机可以启动，但“不含长城线”等内容实难承受，希望日方能体谅现当局愿意妥协亲善的诚意，不使他们太过为难 。稍后，因“福建事变”风声日紧，汪精卫电告黄郛等，通车谈判暂缓进行 。11月21日，黄郛复电汪精卫，表示闽变既已爆发，“华北方面”，将与何应钦共同谨慎应付，通车等案“当遵命暂缓进行” 。
平沈通车交涉的重启
1934年4月11日，蒋、汪、黄等在南昌开始磋商华北问题，12日，交通部长朱家骅仍对采访人员表示，行政院对通车通邮尚未加考虑，交通部仍一秉过去封锁政策办理，并无变更方式之动机 。至查获日人私运东北邮件，除令各地严密防范取缔外，并请海关协助，一面由外交部提出交涉 。13日，立法院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华北外交，对黄郛大加抨击，决定原则三项：华北外交不必由黄郛办理;“通车问题，决不可商，日如提议，只有拒绝，庶免有承认伪组织之嫌 。”决定在整理通过后，送呈中政会，作为向中央之建议 。
【塘沽协定签订的背后 蒋介石并非为了全力剿共】14日下午，汪精卫回到南京，在中央党部会议报告在赣决定之外交方策后，对采访人员发表书面谈话称：“外传通车通邮问题……黄委员长至今未与日方谈判 。”对此予以否认 。16日下午，黄郛到上海后在寓所对采访人员发表谈话称，这次去南昌“不过报告此一年之整个政务 。至于通车通邮及沿长城一带设关，则未尝详谈，因目前华北困难，不仅此通车通邮设关也 。”而在17日，黄郛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见面时，与对采访人员的谈话闪烁其词不同，黄郛告诉有吉，南昌的会谈“关于华北的几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通车、通邮、长城沿线设置税关、开发华北产业等，蒋、汪同意了黄的意见，并授予他一定的处理权限 。”“这样做起来总算方便些了” 。有吉表示，“今后还请多加关照 。”18日，有吉在南京拜会了汪精卫，据日方有关人员的信息，“会谈中汪精卫认可了黄郛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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