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是她接单的常态 。 “在平台接单先要付押金 ， 如果没能在约定时间内把段位打上去 ， 就会扣掉押金 ， 甚至还可能赔钱 。 ”余莉莉说 ， 她曾接过一个“痛不欲生”的单子 ， 由于是新人 ， 缺乏客源 ， 她只能用低于市场价一半的单价接单 ， 打到最后她已经厌烦了游戏 。
相比外卖、网约车等行业存在的大规模平台 ， 游戏行业平台尚显稚嫩 ， 与之对应的是分布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工作室 。 余莉莉有些技术 ， 但加入工作室也只算勉强够格 ， 还是在她选择辅助位的情况下被招进去的 。 工作室给了她一个800块钱的单子 ， 那一周她每天从中午12点打到晚上八九点 ， 终于赶在截止时间完成任务 ， 但结账时工作室却拖欠了她400块 。
即便是兼职 ， 余莉莉也明显感受到了订单不稳定、新人难起步等零工行业常见的问题 。 从去年底开始接代练以来 ， 她一共有二十多位客户 ， 其中大部分都只下单了一次 。
尽管如此 ， 她仍然觉得游戏零工比奶茶店、饭店兼职轻松 ， 至少体力消耗更少 。 不过 ， 毕业后 ， 她倾向于选择一份更稳定的工作 。 对于张林洲来说 ， 选择做外卖骑手还是因为灵活、自由 ， 虽然平台管理严格 ， 算法会不断给骑手压缩时间 ， 但一般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 做久了也有很多方法支配自己的时间 ， 总体上仍算轻松 。
灵活就业 ， 还“灵活”吗？“我所在的站点 ， 骑手职业周期通常只有4个月 。 ”张林洲说 ， 这导致管理者会在用工期内尽量多派订单 。
他是专送骑手 ， 每个月只能休两天 。 即使在没有单子的时间 ， 他也不能休息 ， 因为要“抢单”：一旦下线 ， 意味着他将失去被系统派单的机会 ， 而仅靠高峰期的单量只能勉强饱腹 ， 所以不得不一直在路上保持“随叫随到”的上线状态 。
专送骑手刚入职时 ， 200单以内算新人保护期 ， 此时系统会优先派顺路近单 。 新人保护期一过 ， 骑手则面临订单下降的处境 ， 不得不通过熬时间来换单量 。 加上张林洲所在的城市每年单量旺季只有三四个月 ， 疫情下订单量减少、骑手数量增加也加剧了内卷 ， 很难挣到钱 。 失望之下 ， 张林洲经常在工作三四个月后匆匆告别这份高风险不稳定的工作 。
孙萍在对骑手的调研中发现 ， 平台零工逐渐变成了一种“黏性劳动” 。 在她的调研中 ， 2018年至2020年 ， 北京市专送骑手的比例从32.6％增长到了52.8％ 。 “由于运力始终存在缺口 ， 公司希望把部分工人变成又固定工作时间的人 ， 想办法黏住工人 。 ”孙萍说 ， 这使得平台的灵活就业出现了去灵活化的趋势 。
骑手完成单量也变成了一种“赶工游戏” 。 “平台有游戏化的激励方式 ， 累计式计价 ， 单量越多单价越高 ，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让骑手多干活 。 ”孙萍说 ， 2018年到2021年 ， 外卖骑手在平台上送单的总体时长越来越长 。
家政行业也有类似困境 。 刘芬只能接受平台派单 ， 自己无法取消 。 过年忙的时候 ， 她一天能接4单 ， 每单之间只有半个小时 ， 从这家出来赶到下家 ， 饭都吃不上 。 刘芬手机还装有GPS定位系统 ， 平台规定必须提前10分钟在小区范围500米内打卡 ， 未按时打卡会扣10块钱 ， 若擅自取消订单则会被扣50块 。
梁萌认为 ， 传统家政业劳动者与企业之间是“弱契约”“弱控制”的松散关系 ， 而互联网平台则在保留“弱契约”的临时、非正式劳动关系基础上 ， 增强了对劳动者的控制 。 互联网家政业中的劳动者无论是相对于传统家政业劳动者亦或是其他产业中的劳动者 ， 都处于更加被动和被规制的地位 。
多名学者提及了平台对零工的加强控制 。 孙萍认为 ， 平台和中介公司一方面通过站点、商圈、区域、城市、大区一整套组织模式 ， 构建起对骑手的管理体系 ， 另一方面通过算法与骑手互动 。 此外 ， 平台还把部分控制权转交给了消费者 ， 使其拥有评价、投诉骑手的权利 ， 加剧了客户端和骑手端的对立 。
张林洲所在的专送体系 ， 差评会罚100~200元 ， 投诉、被系统判定“提前点送达”、顾客收餐位置与系统定位不符、顾客“因骑手原因取消订单”等都会被罚500元 。
对于骑手来说 ， 申诉往往很难 。 有一次他同时接了8单 ， 还遇上暴雨 。 交警让骑手减速 ， 但配送时间并没有增加 。 那天 ， 他差点出事 ， 最后推着电动车走过天桥 ， 超时了 ， 餐也洒了 ， 还是吃了一笔罚款 。
张林洲还苦恼于“以罚代管”的管理模式 ， 站点内所有的骑手总的差评率如果超过某个阈值 ， 美团会罚站点 ， 而这又会导致站点加倍罚骑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