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与人类历史:那些不能杀死我们的,将使我们更强大


传染病与人类历史:那些不能杀死我们的,将使我们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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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 随着现代公共卫生的进步 , 世人普遍乐观地相信人类已一劳永逸地远离了困扰祖祖辈辈的传染病 。 然而现实是:我们这个星球的角落里还隐藏着无数种病毒 , 只不过原本可能被封闭在热带雨林和极地冰盖之下 , 当生态遭到破坏 , 它们就可能进入到一个联系更趋紧密的全球网络之中 , 引发一场严重危机 。
正因此 , 微生物学家约书亚·卢米斯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两年就发出警告:那种认为现代科技已经可以使我们未来免受新流行病威胁的假设“非常危险” , “下一个疾病大流行可能就在眼前” 。 他在《传染病与人类历史》一书中列出史上最严重的十种流行病 , 它们都曾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 甚至改变了历史走向 , 我们这个世界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 ,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应对这些疫情冲击的结果 。
自农业时代以来 , 这是人类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定居生活固然催生了文明 , 但稠密人口中爆发传染病的风险几率也随之大增 。 没人能在一个无菌的真空环境下生活 , 因而上万年演化的结果 , 是人体免疫系统每天都会与数千万个病原体做斗争 , 只不过有了疫苗、抗生素和现代诊断工具 , 我们现在可以更好地借助技术来增强群体的免疫能力罢了 。
在药物和种痘技术出现之前 , 人们对付传染病几乎就只有最原始的一招:通过隔离来阻断传播 。 现代卫生检疫制度出现于黑死病时期的意大利 , “检疫”的英文quarantine一词就源于拉丁语“40” , 因为当时意大利港口为了免受感染 , 让外来船只接受40天的隔离 。 由于缺乏临床实践的古老教义无法有效应对这场席卷欧洲的大瘟疫 , 现代医学应运而生 。 这是一个永不过时的历史教训:若不是蒙古征服带来“第一个全球化时代” , 黑死病本不可能传遍欧亚大陆 , 造成全世界1/5的人口死亡 。 越是开放流动 , 就越是需要有一套公共卫生制度来管理随之而来的风险 。

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研究了历史上各种文明形态之后 , 曾归纳出“挑战-回应模式” , 认定所有人类社会都是在回应各种挑战中进步的 。 如果挑战太大 , 可能遭致覆灭 , 但挑战太小又可能难以推动发展 , 最好的情形就是在承受一定冲击之后脱胎换骨——用尼采的话说 , “那些不能杀死我们的 , 将使我们更强大” 。
对传染病医学来说 , 这其实是常识:每一次传染病的爆发 , 虽然可能在短期内造成了惨重的伤亡和损失 , 但只要应对得当 , 最终实际上是强化了社会机体的免疫力 , 使我们更好地做好了应对下一次冲击的准备 。 虽然看着可怕 , 但事实是没有一种病毒能灭绝人类 , 因为灭绝宿主并不是其目的 , 否则它也活不成 , 而在反复博弈的过程中 , 公共医学水平也得以大幅提升 。
历史一再印证了这一规律:天花催生了种痘术 , 疫苗由此诞生;疟疾的横行不仅推动了热带医学的发展 , 还首次证明原生生物会致病 , 而蚊子是最危险的传播媒介;正是对肺结核病的研究带来了一场抗生素革命;18世纪末黄热病在费城的几度爆发 , 促使当地官员开始建立永久性检疫医院 , 确认所有移民“无病”后才能进入城市 , 这种特殊的传染病医院其实就是方舱医院的雏形 。 现在人所共知的重症监护病房(ICU) , 原本是丹麦麻醉师比约·易卜生为了应对1952年哥本哈根毁灭性的脊髓灰质炎流行而创建的 , 最终却开创了一个全新医护模式 , 传遍了全世界 。
不难看出 , 每一次进步 , 其实都是在“老办法”失效之后被逼出来的创新之举 , 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事后被证明为重大进步的创新 , 也不是一开始就能得到承认的 , 相反 , 遭受误解、忽视有时像是先知的宿命 。 像这样的事例 , 可以说比比皆是——
年轻的英国全科医生乔治·伯丁顿在1830年代就提出疗养院有助于肺结核病人康复 , 但却遭到同行蔑视 , 直到1854年才被承认为作出了开创性工作;苏格兰医生托马斯·拉塔1832年发明了静脉注射方法 , 能非常有效地治疗霍乱 , 然而由于当时大多数医学研究都设计得很差 , 实施得也不恰当 , 其结果是这一重大医学技术创新被埋没了60年之久;英国麻醉师约翰·斯诺正确地认识到霍乱流行是通过水源传播的 , 并牵涉到城市基础设施和地理情况、患者的陈述、天气模式、水流和化学、社会经济等整体问题 , 但一开始却几乎谁都不相信他;意大利解剖学家菲利波·帕西尼1854年就发现了霍乱弧菌 , 但数十年里都没能得到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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