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北宋官窑处境如此尴尬 。这就涉及瓷器文物鉴定的硬性标准——窑址物才是确定瓷器是否真品最关键的证据 。遗憾的是，现在存世的北宋官窑文物都不具备这个条件 。根据文献记载推测，北宋官窑地点设在汴京附近，即今天河南开封市 。宋代以后，这座位于黄河之滨的城市被洪水淹没多达6次，尤其是明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的起义军攻打开封时，交战双方都试图采用水攻，决口黄河，结果导致开封全城毁灭，许多建筑随之全部淹没于地下 。历史上的天灾人祸是导致北宋官窑遗址沉底、缺乏考古发掘地资料的重要原因，加上没有充足的文献资料支撑，北宋官窑的谜团很难在短期内解开 。
瓷的礼器功能开始彰显
“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 。”这是元末明初收藏大咖曹昭对官窑瓷器特点的描述 。遗址发现前，出自官窑的存世品非常稀少，却是宋代五大名窑里规格最高者 。官窑制品普遍施有乳浊性厚釉，口沿处釉层较薄，泛出比黑胎稍浅的紫色；底足无釉处则呈现胎的颜色；瓷器上口沿薄釉处露出灰黑泛紫，足部无釉处呈现铁褐色，即所谓的“紫口铁足” 。虽然这种特征在哥窑和龙泉窑烧制的瓷器身上也能看到，只是官窑制品釉面更为沉重幽亮，釉厚如堆脂，温润如玉 。同时，釉面多层反复细刮，纹理布局规则有致，规整对称，颇有宫廷气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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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窑青瓷盏，南宋，现藏台北故宫博物
官窑器物之所以细致精美，在于有朝廷埋单，可以不计工本、力求完美 。但南宋官窑最明显的特点绝不是做工，而是器型 。根据窑址出土瓷片经修复后的作品来看，日用品不是主流，更多的是仿古时铜器、玉器等礼器而制成的瓷器 。较为典型的有官窑青瓷簋式炉，其形制仿商周青铜簋式样，不过到了宋代，这类器物的功用不再是商周时期用来盛食物的工具，而是演变为香炉的样式，主要作为礼器使用；同样情况的还有官窑鼎式炉，先秦时期，鼎不仅仅是用来烹煮食物，也是放在宗庙里祭祀用的一种礼器，对“崇古”的宋人来说，鼎也可以作为供香的香炉；官窑觚更是给人一种古物新生的既视感，作为盛行于商周时期的酒器，觚在宋代已经是十分遥远的存在，但南宋官窑却用另一种方式让它重现人间，不再以青铜铸造，而是釉色粉青、胎骨灰黑的瓷觚 。不知千年前的孔夫子看见这一瓷觚，会不会也有“觚不觚”之叹 。此外，仿古青铜器而制的作品还有官窑樽式炉、鬲式炉、琮式瓶等等，甚至可以说南宋官窑的瓷制古礼器不仅是宋代复古之风最直接的反映，也是中国瓷器史上具有划时代标志的创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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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窑青瓷簋，南宋，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所以，为什么南宋官窑里会出现这么多仿古青铜礼器或古玉礼器的器型？很大程度取决于时代背景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历朝皇家向来注重祭祀，一年之中祭天、祭地、祭社稷、祭郊坛、祭宗庙等大型祭祀是少不了的，此外还有各种中、小祭祀活动，宋代也不例外 。古时候的礼器主要以青铜、玉为材质制作，陶瓷主要还是制作生活用品，即使到瓷业已非常发达的北宋，依然是日用品瓷器占主导地位 。在北宋亡国之君宋徽宗的影响下，宋朝皇室也兴起复古之风，宋徽宗个人对瓷的青睐让瓷器地位迅速提升，加上这位“青铜”皇帝在宫中收藏了大量古董礼器并编撰成书，这些客观因素都极大解决了官窑烧制仿古礼器时的技术难题，也是其他民窑不具备的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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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窑青瓷弦纹贯耳壶，南宋，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但真正让瓷制品登上国之礼器尊位的，是一场国难 。靖康之变，北宋覆亡，宫中礼器多佚失 。靖康二年（1127）五月一日，康王赵构即帝位于应天府，改年号为建炎，成为南宋第一个皇帝，即宋高宗 。南渡后宋高宗自然需要把皇家的面子重新撑起来 。建炎二年（1128），尚未摆脱亡国危机的宋高宗刚到扬州就设立郊坛开始祭祀，但当时大家都是逃难而来，哪有礼器举行祭祀？于是高宗向还滞留在汴京的官员发出号召，让他们南渡时带着礼器，可见当时宋室礼器匮乏 。不料第二年金兵继续南犯，高宗仓皇南逃，那些好不容易从汴梁带出来的礼器又在途中“尽皆散失” 。所以南宋从建立之时起，皇室就面临缺礼器的困境，加上偏安江南，国力未实，要想使祭祀延续，就不得不权变 。南宋地方志《咸淳临安志·郊庙》有段关键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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