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历六年七月 ， 按照新的方案 ， 原有的歙县人丁丝绢6100余两不动 ， 仍由歙县独自负担 ， 但歙县其他赋税酌减2000两 ， 而且是“永为定规” 。 这2000两由其他五县按人丁分担 ， 即休宁县650两、婺源县500两、祁门县350两、黟县300两、绩溪县200两 。 徽州府知道五县民众仍难以接受 ， 就另想了个办法 ， 决定2000两税费将于徽州府的军需银两内扣除 ， 也就是说2000两的分担任务只落实府一级 ， 而不用下派到各县 。 如此一来 ， 五个县无需添加赋税 ， 归根到底 ， 还是由徽州府承担损失 ， 以此摆平各方 ， 皆大欢喜 。 到此 ， 整个丝绢税尘埃落定 ， 自万历七年为始 ， 明载赋役册 ， 永为定规 。 徽州丝绢案的发起者帅嘉谟判了个充军 。
这一切实际上就是明朝税赋管理混乱导致剧烈摩擦 。 导致利益集团进入纠缠不清的零和博弈 ， 结果就是突破既有利益格局 ， 付出很大代价最终解决方案仍然照旧执行 。 最后 ， 在整个丝绢案中 ， 凸显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 就是官府与百姓之间的关系处理 。 透过一件徽州丝绢案 ， 便可洞察出明朝后期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矛盾 ， 当然徽州丝绢案所展现出来的明代基层政治生态已然失控 。 用马伯庸的话说就是：“徽州丝绢案的根本原因是明代税收过于复杂 ， 体制臃肿无比 ， 张居正以徽州丝绢案为始推行一条鞭法”只是对以往税收制度的一种临时补救 ，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 明朝最终缓缓走向衰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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