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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故事，在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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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故事，在小镇

2020年1月23日 ， 湛江市徐闻县 。 一名店员在收遮阳伞 。/陈亮
20世纪80年代 ， 费孝通提出 ， 小城镇是一种介于城乡之间的社会实体 ， 应以农村工业化和乡镇企业为动力推动小城镇发展 。
彼时 ， 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藩篱正逐渐被打破 ， 他认为小城镇模式以邻近大中城市发展的苏南模式、以家庭和联户企业等私营经济为核心的温州模式、邻近香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珠三角模式为代表 。 那时 ， 国内的小镇研究尚在起步阶段 ， 欧洲小镇却已声名斐然 。
2000年年初 ， 《小镇喧嚣》的作者吴毅对乡镇进行了田野调查 。 他接触的一位乡镇干部格外看重招商引资对当地的作用 。
对方表示：“我们想通过改善市镇管理、美化市容来吸引外来人口和农民进镇居住 。 但目前这样做还要受到制约 ， 因为农民进镇没有事情做 ， 也就稳定不下来 ， 只有有了企业 ， 又有就业的机会 ， 才有城镇 。 ”
《小镇喧嚣》
作者：吴毅
出卖和租赁土地是当时城郊乡镇发展和转型的主要途径 。 然而 ， 各地乡镇干部纷纷涌上 ， 不落人后 ， 中央为了遏制农地资源大量流失 ， 采取措施 ， 严格控制农地资源的非农用开发和利用 。
吴毅在走访中窥得乡镇在发展中面临的复杂性：“乡镇的开发和招商引资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 ， 它同时也是一种涉及政治和社会的行为 ， 是一种与政府、村庄和农民之间复杂而多面的利益互动与博弈 。 ”
在乡镇发展中 ， 充满了乡镇政府政商合一、农民攻守同盟不让实利、外商讨价还价的权利纷争和丛林博弈 。 “开发政治”显然是一种左右逢源的智慧 ， 要弥合城乡之间的认知差距、进行资源融通置换并非易事 。
很长一段时期内 ， 在城市和农村之间 ， 小镇扮演着一种沟通和过渡的角色 。 城市发展繁荣 ， 人口密集 ， 物质和精神消费品丰富 ， 聚集了最多的资源和财富 。 而农村地区仍是以农业为主 ， 教育、创新、产业发展处于落后水平 。 在城乡之间 ， 喧嚣的小镇出现了 。 城乡居民在此处会集、落脚、定居 ， 在乡愁和发展中找到欲望的栖息之地和财富生机 。
过去 ， 我们一度从文化和旅游的角度理解中国的小镇 。 安徽省黄山市宏村镇以徽派民居古村落为外人所知 ， 这里有着近千年的历史 ， 集聚数座古老民宅；南浔因文学作品成为一种“小镇”的理想寄托和精神象征；周庄身系江南六大古镇之一的渊源 ， 居民枕河而居 ， 船夫撑桨周游 ， 明清时期的建筑仍融洽地嵌于江南雨雾之中 ， 享有“中国第一水乡”的美称；作为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 ， 束河古镇被称为“纳西先民从农耕文明向商业文明过渡的活标本” 。
面对城市的喧阗 ， 小镇有时充当着田园梦的名片 ， 它足够静谧富足 ， 既不兵荒马乱 ， 也不过度荒僻 。
在城市的想象空间越发饱和之时 ， 小镇成为了财富和欲望新的孳息之地 。
位于东莞市的长安智能手机小镇 ， 处于城市和自然的过渡地带 ， 以发展智能终端（手机）特色产业为重点 ， 已经入驻上千家企业 。 据《中国特色小镇研究报告（2019）》统计 ， 长安镇的智能手机产业涵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营销、电子商务、软件信息服务等环节 ， 相关产值超过2000亿元 。
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的袜艺小镇也是新财富的代表之一 。 500多家企业在此形成产业集群 ， 吸纳就业人数超过2万人 ， 完成特色投资43亿元 ， 年缴纳税收3.3亿元 。 在近年的小镇财富故事中 ， 杭州市余杭区梦想小镇是被频繁提及的案例 。 小镇锁定互联网创业和天使基金两大产业门类 ， 确定了“资智”融合的发展路径 。
研究报告如此描述这座小镇的雄心：“互联网村、天使村、创业集市及创业大街建成投用 ， 万兆进区域、千兆进楼宇、百兆到桌面、Wi-Fi全覆盖的网络基础设施建成 ， 居住和商业等配套同步推进 ， 一个低成本、全要素、开放式、便利化的创业社区基本建成 。 ”
2014年2月27日 ， 乌镇西栅 。/阿灿
除此之外 ， 小镇积极招才引智 ， 累计集聚创业项目超过1500个 ， 创业人才过万名 ， “形成了一支以阿里系、浙大系、海归系、浙商系为代表的创业队伍” ， 融资总额近百亿元 。 北京市房山区的长沟镇如今多了“基金小镇”的名号 ， 多年来打造国家级基金产业创新实验区 ， 吸引各类基金和相关机构入驻 ， 构建基金行业生态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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