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广东一环卫女工举报上司骚扰长达4年:精神上真是扛不住了( 三 )



这种骚扰大约持续了一年 , 直到张芳离开环卫站为止 。
最后的结局据张芳爆料 , 周恒良是一只老狐狸 , 狡猾得很 。 她还在岗时 , 同事们闲聊总会涉及周恒良的“花边新闻” , 并暗示其和某些女工有不寻常的男女关系 。
据她所说 , 站里的老员工都很清楚周恒良的为人 , 平时有年轻一点的女员工进来 , 老员工们会开玩笑 , 好像“又多了一个猎物” 。 黄清丽刚工作时也听过此类流言蜚语 , 但是当时的她并没有放在心上 , 直至事情发生在自己头上 。

对于这一“潜规则” , 有记者专门前往白云街环卫站采访了十余名在岗职工 。
受访的员工态度不一:有人表示不好议论他人私事;也有人称从未听说过;只有三名工人明确表示这是环卫站内公开的秘密 。
对于周恒良本人 , 工人们的评价也差异巨大 。 有人说他为人随和 , 和下面的人打成一片 , “一起抽烟、一起玩”;也有人说他很有威严 , 大家都怕他 。
此案作为广东省第一例“性骚扰起诉案件” , 受到了社会层面的广泛关注 。

一位名叫李思磐的社会评论家表示:“像黄清丽这样的蓝领在遭到性骚扰时可以寻求救济的途径更少 , 她能够站出来抗争需要更大的勇气 。 ”
在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教授刘明辉看来 , 越来越多像黄清丽一样的受害者开始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 主要有三点原因:
一、法律制度的逐渐完善 。 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一次出现了“性骚扰”的概念;2012年 , “性骚扰”的概念首次进入劳动法领域 。

与此同时 , 不同省市相继出台了大量法规和政策保护女职员的合法权益 。 比如2010年修订的《广州妇女权益保障规定》就明确规定 , “禁止以语言、文字、肢体行为、图像、电子信息等方式对女性实施性骚扰 。 ”
二、随着普法宣传深入社会底层 , 当事人的法律意识有了极大提升 。
三、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取证变得方便简捷 , 网络的发展也给广大妇女同胞提供了更广的发声渠道 。

2020年8月15日 , 黄清丽等来了最终的处理结果 。
越秀区白云街道办事处发布通告 , 宣布纪检部门将对周恒良涉嫌违纪问题予以立案审查 , 撤销党内职务 , 并免去其环卫站站长的职务 。 在法院的主持下 , 黄清丽也和环卫站达成了和解 。
由于大部分性骚扰事件都发生在熟人之间和工作场所 , 很多受害者为了顾及名誉和隐私往往选择了沉默 。

从一个被骚扰几年的环卫女工走到“广东性骚扰第一案”的原告席 , 黄清丽无疑付出了不小的努力 , 也背负了不小的压力 。
近些年 , 性骚扰事件的能见度明显提高 , 越来越多的“黄清丽们”开始勇敢地站出来 , 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发声 , 这是社会法治进步的体现 , 也是公民个人意识的觉醒 。
参考资料:
姚家怡.首例环卫女工性骚扰案:一个环卫站的权力江湖.全现在
谭铮.广州越秀环卫女工状告站长性骚扰案 , 双方已达成和解.羊城晚报
杜玉全.广州女环卫工起诉站长性骚扰 被诉站长:她没当上班长心存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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