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 ， 尽管已有研究大量关注了资本市场开放对盈余信息质量的影响 ， 但主要以应计项目或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为研究内容 ， 本文则从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的角度 ， 探讨了资本市场开放对核心盈余质量的影响 ， 并深入分析了其潜在的作用机制 ， 有效地补足了现有的理论文献 ， 也从横向角度拓宽了归类变更盈余管理治理的相关研究 。
然后 ， 以往的研究大都采用单一政策实施、交叉上市或外资持股等衡量资本市场开放而展开的跨国研究 ， 容易发生遗漏变量、测量误差等问题 。 本文借助互联互通政策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 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资本市场开放对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的影响 ， 能够有效缓解这一研究领域所面临的内生性问题 。
盈余结构盈余是一定时期内公司经营成果和资本增值的综合表现 ， 在业绩评价和价值分析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因此 ， 高质量的盈余信息直接影响着市场有效性和资源配置效率 。
进一步地 ， 盈余结构具有一定的信息含量 ， 与非经常性损益相比 ， 核心盈余的持续性更强 ， 更能反映公司的真实业绩和未来发展潜力 ， 在投资者决策、分析师预测、契约制定以及政策监管过程中被赋予更多的价值乘数 。
因此 ， 为了改变盈余结构 ， 管理层对经常项目与特殊项目进行归类变更便成为操纵核心盈余的主要方式 。 例如 ， 管理层在披露盈余信息时通常选择弱化偶发性利得 ， 强化偶发性损失 ， 这种选择性披露方式可以增加核心盈余的数量；上市公司存在将具有持续性质的费用归类为非经常性损失的现象 ， 通过盈余项目之间的错分类操纵利润结构 。
在债务契约方面 ， 管理层既为了避免债务违约对成本费用实施更严重的归类操控 ， 也为了获得更大的融资规模对营业外收入进行分类调整以显示公司持续的盈利能力 。
从高管薪酬契约上看 ， 不但货币薪酬契约容易诱使高管向上转移利得 ， 而且 ， 为了达到股权激励业绩条件高管也会将经营费用藏匿于营业外支出 。
另外 ， 由于归类变更的方式并不改变公司的净利润和实际经营策略 ， 操纵成本相对更低 ， 当应计项目或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空间受限时 ， 管理层通常会选择这种盈余操纵的手段 。
因此 ， 归类变更盈余管理本质上属于现代公司两权分离导致的关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方面的委托代理问题 。 在探明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的动机之后 ， 如何抑制管理层的这种恶性操纵盈余项目分布并提高核心盈余的信息质量 ， 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
作为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关键步骤 ， 互联互通交易实现了大陆与香港两地之间跨境资本的双向流动 ， 进一步拓宽了境外资本参与A股市场交易的渠道 ， 导致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和信息环境发生重大改变 ， 势必会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 ， 所以 ， 本文认为 ， 在互联互通政策实施背景下 ， 资本市场开放能够有效约束管理层利用归类变更的手段操纵核心盈余的机会主义行为 。
首先 ， 根据投资者认知假说 ， 互联互通政策进一步拓宽了境外投资者进入A股市场的渠道 ， 有利于我国上市公司扩大股东基础 ， 吸引更多的境外资本流入 ， 提高公司价值 。 香港证券市场的投资者以大型投资机构占主导 ， 倡导理性的价值投资 ， 更关注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 ， 并利用公司的基本面信息对风险和收益进行全面评估 。
在构建投资者组合时 ， 这些投资者会尽量避免信息不对称水平较高的公司 ， 而选择信息透明度较高的股票作为投资标的 。 基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背景研究发现 ， 会计信息可比性降低了交易成本 ， 显著提高了境外投资者的持股水平 。
同时 ， 由于香港投资者具有丰富的投资经验 ， 他们的交易行为还蕴含着较强的信息含量 ， 发挥着“风向标”的作用 ， 指引着境内一些散户持股或重仓由外资参与交易的股票 。 已有研究表明 ， 互联互通政策的实施促使我国上市公司积极改进信息披露行为 ， 努力降低信息不对称水平 。
结语总的来说 ， 核心盈余作为投资者判断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的关键指标 ， 理性的价值投资者在进行基本面分析和价值评估过程中 ， 更注重盈余结构的披露质量 。 因此 ， 为了扩大香港投资者的交易规模 ， 互联互通标的公司有较强的动机降低归类变更盈余管理水平以提高核心盈余的信息披露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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