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监控的忠诚与记录仪的“尴尬” _监控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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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有两件事与“监控视频”有关，一个是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视频近乎完整地记录下陈继志等人对女性施暴的全过程，这也是后来从严从重处理此案的关键证据；
另一个是近期发生在浏阳的“廖主任事件” ，业主危某的家庭监控，同样完整地记录下来廖主任等人对户主危某的殴打。浏阳有关方面的处理结果，同样来得及时。

陈继志案，由于事发仓促，现场当时并没有警务人员，因此对于随后的出警，以及现场处置，没必要公开执法记录仪记录下来的办案过程，这一点，所有人均予以理解，执法机关办案自有纪律和内审程序检查和约束。
但是，在“廖主任事件”中，同行的三个巡防队员中，有人佩戴了执法记录仪，这个“记录仪”记录下来的事发情景，与后来流传在网上的视频，内容一致吗？
这一点毫无疑问，记录仪内容虽然没有公布，但其记录的实际情况与视频内容应该没有第二个版本。

不是我没事找事，当出现有悖社会常理的事情时，我们有权利质疑，并提出建设性意见。无独有偶，网名“崇尚希贤”就此事发文说：

“我们可以来个假设，如果受害者家中没有摄像头，案情的走向会是什么样的？想想都有点儿脊背发凉！作为普通民众，总不该家家户户为了防止不法侵害都在室内装上监控吧？”

我换个方式问，仍然假设危某家没有那个监控摄像头，事情发生后，打人者和被打者将各执一词，廖主任等人会以什么方式来反驳危某极其家人的“投诉”？有一点毋庸置疑，投诉方会要求公开记录仪记录下来的内容，因为确有一名巡防队员佩戴了执法记录仪。是否公开，不外乎出现三种情况：
1、忘记打开记录仪了；
2、记录仪凑巧出现“故障”；
3、公开记录仪内容。
我想，人们对这三种可能出现又必然出现的“答案” ，都是会心一笑。

咱们不过度解读这件事，毕竟已经有了党纪行政方面的处理结果，至于下一步的司法程序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咱们静候佳音就是了。我只想谈谈对“记录仪”的个人看法。
在我的理解中，记录仪既然前缀了“执法”这个字眼，那不必说，这就是执法者执法过程中忠实记录全过程的“第三只眼” ，因为“记录仪”同样也出现在许多综艺节目里。也就是说，记录仪原本就是一个可移动的摄像摄影录音器材，它可以记录人们的日常点滴，也可以记录执法过程。
那么，记录仪既然被赋予了“执法”的功能，按照正常的理解，它就应该像其他警械工具一样，有它的应用范畴、使用规范，包括领取人对记录仪的保管方式，以及内容读取权限管理等等。这些，我相信有“明文规定” ，我也相信这些“明文规定”比我想象的要严谨的多。

就以“廖主任事件”为蓝本。
陪同廖主任前往危某家的三个巡防队员，他们有没有执法权？有没有使用“执法记录仪”的权力？还有，佩戴执法记录仪的人员，在执行任务返回后，记录仪记录下来的内容，是本人读取，还是上级，或是其他人员进行读取查核并予以复刻保存？须知，电子类档案入档审核管理，也有密级分类和权限等级管理。
包括对廖主任等人的处理，没有人再提及“记录仪”是否忠实记录了当时的过程。记录仪似乎只存在于那个巡防队员曾经佩戴过，它和衣服一样成了一种标配，或者说——摆设。
实事求是说，假如危某家没有那个监控，廖主任对危某的胖揍全凭危某及其家人“一面之词” ，全网会相信他吗？为了公平公正不冤枉被委屈的一方，人们一定会要求公布记录仪内容。

在事实没法“剪辑” ，过程没法“修改”的情况下，廖主任或佩戴了记录仪的巡防队员，公开记录仪内容，就等于自我坐实不法侵害行为，不想死的人绝不会干自杀的事。那就剩下一个方法——故障，或者说情急之下忘记打开记录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