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当年的报道 ， 对这项法案的讨论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愤怒的争吵” ， 最后甚至迫使议长宣布休会 。 最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在8月份签署了一个价值约3000万美元的小儿麻痹症疫苗接种援助法案 ， 不过这个法案其实就是一个妥协 ， 本质上其实还是让各州自己决定 。
好消息是 ， 疫苗证实确实有效 ，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 ， 美国的小儿麻痹症病例急剧下降 。 索尔克也成为青史留名的一个大英雄 。 今天美国最大的医学研究机构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
但是到了1958年 ， 随着全国对此事关注的开始减弱 ， 病例又开始回升 ， 主要集中体现在在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群中 ， 病例主要出现在各大城市的贫民区 ， 主要都是那些获得医疗服务有限的穷人们 。 人类社会结构的复杂性才让人们才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
三年后 ， 联邦政府又批准了一种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 ， 该疫苗由辛辛那提的阿尔伯特·沙宾实验室开发 ， 实验证明 ， 该疫苗更加有效 ， 并且价格低廉 ， 适合大众人群 。 到那年年底 ， 小儿麻痹症感染的水平下降了90% 。 到了1979年 ， 美国只发现了一例传播病例 。
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注定了事情不会那么顺利 ， 美国儿童脊灰疫苗的接种率很早就高达90%以上. 但是 ， 1980年以前 仍有超过半数的排斥新事物的阿米什人家庭不愿接种该疫苗 因此 ， 在2006年以前 ， 脊灰在这些人的儿童中仍时有发生 。 直到后来 ， 阿米什人也认识到严重性开始接受疫苗 ， 这种现象才开始下降 。
今天 ， 即便如果有一种新冠疫苗被确实证明是安全和有效的 ， 相信我们也将面临与上述当年美国同样的挑战：如何在不造成伤害的情况下制造足够的疫苗来保护人类 ， 并且避免人类社会中特有的复杂因素而产生的矛盾都是需要我们思考和面临的问题 。
美国在小儿麻痹症方面的经验教训应该能让我们在这场疫情面前保持一种冷静 ， 而不是充满盲目的激情 。 我们可以从故事中看到 ， 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和测试 ， 直到第一种有效的脊髓灰质炎疫苗问世 。 经过全面测试它又以创纪录的速度获得了批准 。 然后就出现了引发社会矛盾的制造问题、分配问题 。
人类骨子里根深蒂固的种种劣根性也由此被引发出来了 。 整个故事应该让我们对那些很快就能用疫苗控制住新冠病毒的承诺保持一份足够的冷静 。 也就是说 ， 即便疫苗真的有效 ， 事情也远没那么简单 。
我们从上面还可以看到 ， 这是脊灰疫苗在这个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的发展历程都是如此曲折 ， 而相对那些不发达国家 ， 则情况更复杂 ， 更艰难 。 因为宗教、信仰、战乱等等因素 ， 让疫苗接种一波三折 ， 本来已经出现的可喜局面后来又毁于一旦 。
人类与这种疾病的斗争已经进行了整整一个多世纪 。 虽然全球性的疫苗接种努力已经大大减小了这种病毒的传播威胁 ， 但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 ， 就连这种维护生命至高无上的行为和努力也常常受到伤害 。
如在叙利亚爆发内乱期间 ， 持续的战争就摧毁了60%以上的医院和脊灰接种中心 。 而2014年 ， 尼日利亚博科圣地武装分子在包奇州疫苗接种中心就直接绑架3名工作者 ， 还在卡诺市脊灰免疫中心的袭击事件中杀害9名医疗工作人员 。 无一例外 ， 这些地区后来又爆发脊灰感染病例 。
而直到今天 ， 全球脊灰疫苗接种运动已经艰难地进行了数十年了 ， 脊髓灰质炎仍依旧在一些国家持续存在 。
还要说的很重要的一点是 ， 其实直到今天 ， 人类仍然没有开发出一种真正的特效药来治疗脊灰 ， 我们依旧只能采取的措施是接种疫苗而预防 。
上世纪中期以来 ， 世界上通用的脊灰疫苗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的代表是乔纳斯·索尔克首次研发出来的注射去活化脊灰病毒的灭活疫苗 。 第二类的开发略晚 其代表是阿尔伯特·沙宾首次研发的口服脊灰减毒活疫苗 。
灭活疫苗靠灭活的病毒残骸刺激机体产生免疫力 ， 因为灭活的病毒不能繁殖增多 所以该疫苗没有放大效力 需要相对大量的疫苗才能达到足够的免疫效果 。 一般而言 ， 同量的脊灰减毒疫苗的效力相当于100倍脊灰灭活疫苗的效力 。
而减毒活疫苗生产成本低廉 接种后活的减毒脊髓灰质炎病毒在人体内繁殖增加 扩充刺激人体产生更强的免疫力 ， 因此只需小量的疫苗即可取得足够的免疫效果 。 问世后曾受到广泛欢迎. 。
自从有了脊灰疫苗以后 脊灰病毒感染的流行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因为减毒活疫苗可以口服 简单易行且免疫效力持久稳固. 所以它一度后来者居上来 ， 成为多数国家使用的主要疫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