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琦：亚洲为什么要重新审视一战的历史？｜专访徐国琦，(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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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人类共同的挑战
不存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所谓“优胜劣汰”
新京报：你在书里说 ， 在一战里 ， 亚洲国家共同的体验就是 ， 他们曾对一战前景有着至高的期望 ， 但他们都对于战后的结果倍感失望 。 他们曾相信和推崇的许多西方的理念 ， 比如民族自决理念、科学至上和种族平等等都幻灭了 ， 对西方的失望引发了认同危机和各民族对自身认同的思考 ， 推动了新的民族主义计划的兴起 。 亚洲各国得到的一个共同教训就是 ， 自己的实力才是关键 ， 低声下气地请求西方领导者给予平等待遇是不可能实现的 。 这是亚洲世界观形成的决定性时刻 。 你在书里也提到 ， 但这种幻灭使得人们痛苦地认识到那时的社会仍然是一个“强权即公理”的社会 ， 这样价值观有着些许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 。 这种价值观和世界观也促使亚洲各国在一战后走向不同的 ， 也更加激进的道路 ， 以求自强 。 甚至直到现在 ， “强权即公理”依然有市场 ，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徐国琦：一战的爆发和结局恰恰在告诉我们 ， “强权即公理”这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条不归路 。 国家实力有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区别 ， 在一战时 ， 中国积贫积弱 。 因为公共舆论扮演了重要角色 ， 使得中国站在了国际道义的高地 ， 这将中国人的诉求和理念带到了巴黎和会 。 当时 ， 日本的硬实力比中国强 ， 但日本在巴黎和会上 ， 恰恰被中国人和朝鲜人放在道德的审判席上 。 德国人奉行“铁血政策” ， 信奉强权政治 ， 最后只能走向了不归路 。
我们还有通过一战对历史来审视社会达尔文主义所谓的“优胜劣汰” ， 究竟追求的是什么呢？面对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 ， 比如环境危机、瘟疫挑战、恐怖主义等 ， 不存在着什么“优胜劣汰” 。 只研究民族国家的历史是相对狭隘的 。 我的研究和视野就是要研究人类共有历史 。 人类要找到共有之处 ， 求同存异 。 若我们总想着“优胜劣汰”、强权即公理 ， 那战争将不断循环 ， 导致人类自相残杀 。
一般来说 ， 许多人都支持全球化 。 反全球化意味着国家之间又要开始出现壁垒 。 在一战之后 ， 各国都在打破壁垒 ， 反对殖民主义 。 而现在 ， 人类若想回到那个壁垒森严的时代 ， 恐引发战争 ， 若人类有第三次世界大战 ， 那这场核战争很可能会灭亡人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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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
强势的西方文明 ， 在经历了一战四年的血腥屠杀后 ， 就像严复所说 ， 三百年的西方文明进步史 ， 最后被自相残杀打回原型 。 二战也一样 ， 德国要报复一战以来所受的惩罚 ， 日本在一战和平会议上遭到西方蔑视后 ， 要建立自己的国际体系 ， 搞“大东亚共荣圈” ， 最后引发灾难 。 因为不满而要复仇 ， 人类历史那么多年都是这个样子 。 难道如今还要回到这个历史循环里么？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 ， 在当时国际关系和种族问题上面 ， 许多国家存在着双重标准 。 比如 ， 日本当时在巴黎和会上提种族平等 ， 但同时日本当时又歧视朝鲜人和中国人 ， 这也削弱了日本提倡种族平等时的公信力 。 西方列强支持人人生而平等 ， 但他们却不相信亚洲人和非洲人能跟他们平起平坐 。 所以 ， 可否这样理解 ， 许多国家会利用这些普世性的道德原则 ， 来标榜包装自己 ， 但背后都是为最大化自己国家的利益的目的而服务？你怎么看待这种在国际关系上面屡屡出现的双重标准的问题？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上面 ， 这种普世道德和理想如何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
徐国琦：人类历史演化到今天 ， 实际上还不成熟 。 美国的《独立宣言》里说的美国人民 ， 在刚开始的时候还不包括黑人 ， 甚至不包括妇女 。 美国妇女要在1920年代才有投票权 。 人类文明的水平还没能做到绝对的公平正义 ， 这也是由许多历史原因所造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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