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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揭秘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犹太难民潮( 三 )


后来 ， 布利兹因西匈两国关系恶化而离开布达佩斯 ， 佩拉斯卡承担起了救助犹太人的任务 。 他宣称：“布利兹已留下特别指示 ， 在他不在布达佩斯的这段时间 ， 任命我全权履行他的一切权力与职责！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 ， 就是西班牙政府的正式外交代表！”此后 ， 佩拉斯卡竟成功地令匈牙利和德国官员都相信 ， 自己就是西班牙政府的新代办 。 实际上 ， 他根本没有任何官方外交职位 。 一天早上 ， 他前去布达佩斯的约采夫法罗斯火车站寻找两名被劫走的犹太儿童 。 他找到这两个男孩后 ， 催促他们赶紧上他的黑色别克轿车 ， 这辆车悬挂着西班牙国旗 。 此时 ， 一名德国士兵走过来 ， 命他交出孩子 。 佩拉斯卡厉声对德国士兵说 ， 自己的车属于“外国领土” ， 如果他碰这两个男孩 ， 就触犯了“国际法” 。 德国士兵遂推开佩拉斯卡 ， 试图抓住孩子 。 正在双方推搡扭打之际 ， 一个纳粹官员走过来 ， 命令士兵别再管那孩子 。 然后他告诉佩拉斯卡：“走吧 ， 尽管带他们走吧 。 反正迟早他们得死 。 ”此人就是臭名昭著的阿道夫·艾希曼 。 还有一次 ， 一批人闯入西班牙庇护住宅 ， 掠走了一些犹太人 。 佩拉斯卡再一次及时出现 ， 并警告这伙人的头目 ， 这一行动将破坏匈牙利和西班牙的关系 。 于是 ， 那些人不得不将犹太人交还给佩拉斯卡 。 历史学家认为 ， 佩拉斯卡和布利兹共救助了大约5200名犹太人 。 他俩都被以色列授予“国际义人” 。
荷兰外交官用“无需签证”印章救助犹太难民
1939年9月德军攻占波兰 ， 大批波兰犹太人涌入立陶宛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 对于这些犹太难民来说 ， 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是：如何在德国人来到之前离开这个国家？为此 ， 他们必须获得某个国家发的入境签证 ， 至少是中转（过境）签证 。 在这紧要关头 ， 荷兰驻拉脱维亚大使暨波罗的海各国代表德克（L.P.J.deDekker）收到一位荷兰籍犹太人来信 ， 询问去荷属殖民地库拉索是否需要签证 。 德克回信告诉他 ， 进入库拉索无需签证 ， 但需要获得该岛总督颁发的登陆许可证 。 德克明白 ， 犹太人几乎不可能获得这样的许可证 ， 但他突然想到 ， “去库拉索无需签证”的印章也许能帮助犹太人获得其他国家发放的中转签证 。 于是 ， 他立即通知荷兰驻立陶宛代理领事茨华登迪克（Zwartendyk）可以在犹太人的护照上加盖这一印章 。
当时 ， 茨华登迪克也正在想尽办法帮助犹太人 。 此后一段时间 ， 他给数千名犹太难民的护照加盖了“去库拉索无需签证”的印章 。 获得这个印章的犹太难民又从日本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亩处获得了去日本的中转签证 ， 从而逃离了立陶宛 。 1941年6月22日德军进攻苏联 ， 随即占领立陶宛 ， 没有离开那里的犹太人全部被杀害 。 获得中转签证到日本的数千犹太难民无法获得去美国的签证 ， 也没有去库拉索 ， 最终来到上海 ， 并在上海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而幸存下来 ， 其中包括欧洲最有影响的密尔经学院的全体师生 。 战后 ， 密尔经学院在纽约和耶路撒冷重建 。 至今 ， 该院师生每年都要来到上海 ， 以纪念他们逃离大屠杀的难忘经历 ， 也感谢荷兰、日本外交官和上海市民的救助之恩 。
德国|揭秘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犹太难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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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密尔经学院师生们奇迹般地逃脱了大屠杀的魔爪 ， 从欧洲来到上海 ， 在上海阿哈龙会堂继续学习
瑞士在纳粹压力之下的暗中救助
在犹太难民事务上 ， 瑞士之所以被迫与德国人采取合作态度 ， 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德军潜在入侵威胁的恐惧 。 同时 ， 瑞士银行是德国从占领地区攫取大量钱财的主要储存和流通管道 。 1939年10月19日 ， 瑞士政府发布法令规定 ， 将驱逐所有非法进入瑞士领土的难民 。 有些官员无情地执行如上法令 ， 然而在很多地方 ， 当地官员却千方百计地帮助“非法难民” 。 例如 ， 为了使3600名犹太人继续留在瑞士境内 ， 圣加仑市警察局长格吕宁格尔上尉（CaptainPaulGrüninger）修改了他们的签证 ， 结果遭革职处分 。 尽管很多人警告他停止此类“非法”行动 ， 但格吕宁格尔坚持凭自己的良心行事 ， 终于招致盖世太保的关注 ， 将他的行动报告至伯尔尼的瑞士警察部门 。 格吕宁格尔失去了公职和所有政府津贴 ， 在贫困中度过了余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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