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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理|罗马兴衰的历史机理

_原题为 罗马兴衰的历史机理
【文/晏绍祥】
在中西文明比较中 ， 中国的秦汉王朝与西方的罗马帝国特别受到青睐 。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兴起的中西历史比较热中 ， 中国学者就已经注意到两大帝国之间的可比性 。 马克垚先生讨论过罗马与汉代的奴隶制 ， 指出奴隶的来源并不一定需要外部的补充 ， 从帝国内部也可以解决 。 梁作干先生写过一部煌煌38万言的《罗马帝国与汉晋帝国衰亡史》 。 如果说那时的中西比较主要是中国学者的兴趣 ， 而且除少数人外 ， 大多数比较从现代化的立场出发 ， 把中国放在了不太有利的位置 。 近年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 ， 西方学者开始对中西历史比较发生浓厚兴趣 。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沙伊德教授原本是做古代西方经济史的 ， 后来转向了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比较 ， 他主编的《古代中国与罗马的国家权力》最近刚由三联书店出版 ， 涉及两大帝国的行政官僚体系、中央政府与城市社会的关系、财政收支、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 。 笔者2015年在哈佛大学访学时 ， 合作导师艾玛·邓奇教授与另一位东亚系的教授正合作开设秦汉与罗马的比较课程 ， 当时也相当受欢迎 ， 邓奇后来还获得该校类似教学名师的荣誉 。
对秦汉与罗马帝国比较的兴趣 ， 除中国崛起的客观因素外 ， 如沙伊德指出的 ， 本身有足够的理由：作为大约同一时期崛起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庞大强权 ， 几乎在同一时间兴起和衰败 ， 是前近代的庞大帝国中存在时间最为长久、也是最有成绩的 。 只是近年来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反倒不太积极 ， 综合性比较研究的成果更是凤毛麟角 。 潘岳先生的《秦汉与罗马》尝试从国家治理层面探讨秦汉与罗马的异同 ， 并且在传统与现代、文明共存与对话的层面 ， 挖掘各自的“古老价值” ， 以实现“为所有古老文明互融互鉴开辟出一条近路”的宏伟目标 ， 用心不可谓不良苦 。 对作者的基本看法：“秦汉与罗马 ， 两条不同的文明道路 ， 各有高峰低谷 。 我们不能用别人的高峰来比自己的低谷 ， 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别人的低谷 。 我们应当从高峰中体会到彼此的优点 ， 从低谷中体会到彼此的缺陷 ， 再寻找各自改进之途 。 ”深刻地指出了学界在比较研究中可能落入的“陷阱” ， 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 因该文的秦汉部分另有专家评议 ， 我个人于秦汉史近乎白纸 ， 不敢置喙 ， 因而下面的评论会以罗马史为主线 ， 基本不触及秦汉王朝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
潘先生显然对罗马史有相当的认识和研究 ， 对波利比乌斯和西塞罗理论的评述 ， 以及对罗马共和国与帝国制度的论断 ， 尤其是对共和国向帝国过渡期间罗马的历史 ， 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 。 对于希腊罗马经济始终是农业经济、共和国的制度是某种程度的混合政制、共和国的灭亡源自罗马贵族拒绝关注人民利益 ， 基本是罗马史学界共识 ， 笔者也深表赞同 。 罗马共和国能够从台伯河畔的一个小邦 ， 经过两百多年的奋斗 ， 统一意大利 ， 又在统一意大利后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成为了地中海地区的霸主 ， 共和国的混合政制程度不等地发挥过作用 。
【机理|罗马兴衰的历史机理】机理|罗马兴衰的历史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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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雕像（图源：新浪网）
虽然罗马共和国的高级官职基本被显贵控制 ， 显贵往往又限于少数有政治传统的家族 ， 范围相当狭小；由卸任高级官员 ， 其中大多数可以相信是显贵或者他们的后代 ， 组成的元老院在罗马共和国中占据重要地位；所谓的民主因素：公民大会决定宣战与媾和和通过立法、选举和监督官员、以及保民官必须时刻注意人民利益等民主因素 ， 在共和国的很长时期里 ， 经常处于蛰伏状态 ， 难以真正对所谓的贵族因素和君主制因素形成有效制约 。 但是显贵内部的竞争 ， 让罗马人民的选票仍然具有意义：罗马的官员一年一任 ， 一般不得连任 ， 而且在很长时间里 ， 所谓的荣誉阶梯 ， 迫使有心从政的罗马显贵不能不从最基层的财务官做起 ， 之后历经市政官、副执政官 ， 最后到最高官职执政官 。 在他担任财务官之前 ， 他还必须服役10个战季 。 从担任财务官到最后担任执政官 ， 也必须有一定的间隔 ， 因此即使他一切顺利 ， 等到他爬到执政官的职位时 ， 也已经40多岁了 。 由于罗马所有官职选举产生 ， 而罗马人民是否会投票支持某个贵族的政治生涯 ， 除他本人家族的势力外 ， 还有他是否足够的金钱并且慷慨 ， 或有足够能力不断赢得成功 ， 或如西塞罗那样足够雄辩 ， 能够积累起足够的人脉关系 ， 以达成最后的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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