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文明|“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浅谈汉武帝治理边关的战略思想

有汉以来,北方边境长期受到游牧民族匈奴的袭扰与掠夺,自高祖白登被围后,汉初七十余年里奉行和平的和亲政策自不必说,汉朝军队对匈奴的战争更是未尝一胜。
由于匈奴这一游牧民族,自小在草原长大,生存环境恶劣,与恶狼争食,弓马更是娴熟,且即战即走,机动力强,因此就战争条件来说,匈奴所代表的游牧文明对以汉朝所代表的农耕文明具有先天的优势。对于大一统王朝而言,中原所代表的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所代表的游牧文明的战争是永远的主旋律,汉武帝时期同样不例外。而武帝在斗争过程中所采用的屯田制度为最终农耕文明的胜出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游牧文明是指以游牧为其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在其生产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艺术、宗教、风俗、习惯等的一种文化。游牧文明的特点是动。《史记》载匈奴“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可见游牧民族常年无固定住所,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其生产设备相对简陋,经营方式十分粗犷,基本处于依赖自然蓄养牲畜的状态。
由于他们不自己生产生活用品,其经济形式是一种高度专业化、非自足性的经济类型,这也意味着其对农耕社会具有依赖性,需要农耕社会为其提供必须的生活用品。可见游牧经济存在天然的缺陷,无法实现一个内供给的循环,其需要对外寻求所需物资,这也促使了其行为的流动性。
农耕文明是指由农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用于农业生产,需要的国家形式,以及对应的礼俗教化的文化集合。农耕文明糅合了儒家文化,而真正促使这一过程实现的就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农耕文明主体中包括的国家管理模式、人际交往模式、语言、诗歌、民俗及祭祀活动等,是世界上最为广泛的文化集成体。农耕文明的特点相对游牧文明而言就是静。农耕的这种男耕女织生产模式,可实现内部社会需求自我供给,无需对外诉求,不需要进行商品交换,并周而复始的重复劳作,因而是静定的,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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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游牧文明的经济存在先天不足,因此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对立会一直持续,不会因朝代的变迁而改变。其具体的原因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生产上的问题带来了二者的冲突。农耕文明在古代中国,其手工业、畜牧业、冶金业、农业相对发达,基本处于衣食无忧的状态;反观北方的游牧民族,不仅需要逐水草而居,还极其仰赖自然环境,一旦遭遇寒流,其吃穿都无法获得保障,至于粮食、盐、铁器等用品更是必须从中原获取,要是贸易受阻,就只能依靠战争来掠取了。
【 游牧文明|“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浅谈汉武帝治理边关的战略思想】二.双方统治者的野心需要。北方部落首领想要获得更多的财富,土地和人口,而恶劣的生存环境又催生了他们好勇斗狠的天性,南侵中原政权恰好能使他们获得想要的一切;中原统治者出于保卫家园的需要,赠与财货和女人不过是权宜之计,谁也不愿意一直被欺负,更何况是一个偌大政权的统治者,一旦中原政权有了足够的军事实力,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反击是必然的选择,前有《过秦论》中记载的“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后有《汉书》记载的“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
三.文化融合的需要。农耕文明在古代相对而言,其文化更为先进和灿烂,必然会吸引游牧民族的目光,且当时游牧民族尚处于较为野蛮的阶段,当南下采取抢的手段时,必然会与中原政权造成冲突。
正是由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颇为不同,且因生产问题,双方统治者野心的需要,以及文化融合问题导致了二者先天就会产生冲突。这一命运同样降临在了汉武帝时期与匈奴的相处中,而彼时汉武帝所采取的屯田制度成功实现了对匈奴的降维打击,个中缘由又是什么呢?
汉武帝时期因与匈奴的连年大战,导致内部财政困难,但为了防御匈奴进攻,边境又必须保持强大的军备,其所需的粮食问题就是能否保持军备的关键。由于朝廷已无力支撑边防军队庞大的粮食需求,武帝一朝便适时提出了屯田制度。而屯田制度的顺利实施,更是为打击北方匈奴提供了重要保障。
武帝时期的屯田针对的就是当地军备物资供应困难实施的,因此屯田制度可以满足前方边防军队长期驻守的需要,也是保障军队战斗力的关键。
当时也采用兵士进行屯田,由于士兵执行力更强,且多为少壮,因此生产效率较之普通百姓更高,经过几年的尝试,除却遭遇不可抗的自然天灾外,其收成完全能实现自给自足,甚至还有盈余。正是由于效果显著,汉武帝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之内,又派遣约十八万军士分别至酒泉、张掖、轮台开展军屯。正是屯田制的实施,有力的保障了边防军备的需求,进而为保障军队战斗力提供了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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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田制度的实施,对内既减轻了原本的徭役,又能保障内部的正常生产,利于内部稳定,这对于对外作战的朝廷来说相当于免除了后顾之忧。原本由国内民众承担边防军队的物资供给与运输,这无疑是百姓身上沉重的负担。
屯田的实施则是两难自解,百姓可以“省委输之役”,朝廷则实现了“大费既省,徭役豫息,以戎不虞”的目的。这对于连年征战的武帝时代无疑是稳定国内政治稳定的一大利好,并且民力既省,则后方的正常生产得到了保障,也有利于汉帝国经济的恢复,并进而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
屯田制度是汉使节成功出使西域的保障,为汉帝国势力延伸到西域提供了助力。西域本为匈奴的传统势力范围,可以说是匈奴的一个物资大后方,而汉使者出使西域却困难重重。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使出西域的详情是“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汉使数百人为辈来,而常乏食,死者过半”,可见缺乏食物是阻碍汉帝国与西域沟通的要素之一。屯田制的实施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使者可以在边界就地购食,可以保障其顺利出使西域,并成功分化其与匈奴关系,从而起到削弱匈奴的目的。损敌则强己,这样汉帝国与匈奴战争胜利的天平自然会向汉帝国多倾几分。
屯田卒其本身就隶属于汉帝国军队,闲时耕作,战时为兵,作为汉帝国军队的一支重要后备力量,在很大程度提升了边防的军事力量,正是有了充足的兵力做保证,汉帝国对外的军事策略才更为灵活。既可以依托现有力量进行固守,又可以在保障边防无虞的前提下,派遣军队对匈奴进行打击,进可攻,退可守,这无疑是屯田制在打击匈奴上的另一大优势。
武帝屯田制度的诞生有着其自身的军事背景,前文已分析过,其对于打击匈奴有多方面的助力。但武帝实施的屯田制度,其具有的历史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在打击游牧文明这一军事作用上,在其他方面同样凸显着重要的价值。
屯田制度对于古中国边疆地区的开发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并有利于西部人口的增长以及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民屯制度的实施,直接促成了数以万计的中原百姓徙居边地,经过数代人对边疆荒地的开垦与耕耘,变成了适合农作物生长的肥沃土地。
并且由于古中国边地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并不利于大量人口的繁衍,待迁徙而来的中原居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时,并为后来人口的增长提供了根本保障。因而说屯田制度对于促进边疆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同时中原居民带去的先进文化也与当地及更远地区的民族文化有了深层次的接触,对于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也有着贡献。
屯田制度很好的减轻了内地耕作土地不足带来的人口压力,有效的缓解了中原地区的社会矛盾。汉初经过从高祖到文景之治七十余年的发展,人口大量增长,但粮食产量的增长并没有跟上人口的发展。
于是饥饿便成为了一大社会隐患,因土地不足产生的流民也随之出现。这些流民便成为了社会的一大不稳定因素,此时朝廷派遣大量流民迁徙边地屯田,既解除了他们对内地稳定带来的威胁,又很好的加强了国家的军事实力,对于流民自身而言,也有了安居繁衍之地,可谓一举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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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田制度的实施,是将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带到遥远的边地,对于农业发展而言有促进作用,同时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对于丝绸之路的建设也具有重要贡献。
古代交通闭塞,要想实现交流难于上青天,而前文提到的农耕文明的特点是安定,能自给自足,若无外力助推,基本没有对外发展的自我需要。
而这种自上而下的屯田制度,强制且有效的将中西部两个相隔甚远的地区联系在了一起,促进了古代农民的交流,许多中西部原本并不互通的耕种方法与农产品得以试验和推广,从而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与进步。
也正是有了屯田制度的保障,通往西域的道路才更为畅通,往来商旅才有了进行交流,发展贸易的可能。汉代丝绸之路能辉耀史册,亦有屯田制度的一份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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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屯田制度在军事上具有极其巨大的作用和意义,于是后世多有效仿,对于西汉后的中国历史,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近者有汉宣帝朝老将赵充国所作《条上屯田便宜十二事状》,《汉书》载“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于是汉宣帝在湟水流域设置了屯田,以便于提升西域控制力;东汉初年的光武帝,在消灭各地割据势力的时候,也命令其将领在武当、南阳、函谷关等地屯田,殖谷储粮,有力的为前方战争提供了物资保障。
待到后世三国时期的曹操,同样通过屯田制度解决了连年战争中军粮的问题,从而为统一北方奠定基础,并且对于汉末乱世以来的流民问题,也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并且对于北方战后经济的恢复也极为关键;明朝又在民屯、军屯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了商屯,其内容是若商人运粮至边关仓库,政府予以盐引的奖励,但盐商觉着长途转运粮食耗费过大,于是招募游民开垦政府拨给的荒地,从而将粮食交给政府。无论怎样发展,均可见屯田制度在后世2000多年中具有的强大生命力。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因其在生产问题,双方统治者野心的需要,以及文化融合问题上的因素,天然的会产生冲突。汉武帝的屯田制度就是在打击游牧民族中实施的,该制度无论是在加强边关军事力量以及对内维持社会稳定上,还是在削弱敌人力量上均有着关键作用,最终为汉武帝战胜匈奴提供了极大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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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屯田制度具有的种种优势,其在后世中依然被广为效仿。该制度不仅有利于保障军事力量,更是促进了中西地区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促进了华夏民族的整体发展。
参考文献:
《史记·平准书》
《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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