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一起国有债权处置案背后：诈骗、利益输送，还是合法处置？(13)_【深度】一起国有债权处置案背后：诈骗

根据《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罪的对象是“公私财物”。对于“财产性利益”能否成为诈骗罪的对象，理论上历来有争议。

法学专家认为，只有当某种“财产性利益”具有“确定性”时，才能成为本罪对象。反之，如果某种利益能否实现并不确定，被害人是否会产生损害就无法确定，行为人是否能够由此取得财物也就无法确定，从而导致诈骗的后果存疑。

具体而言，专家分析，在长城呼办一案中，虽然法院裁定金贸国际承担清偿责任，但是金贸国际能否履行并不确定，加之华夏物行如负有其他债务，长城呼办对其债权的实现更不具有确定性。对于“中信包”另5户债权，王敏受让时仅有泰康融资计划。受让当时，该债权利益能否实现，也具有不确定性。

而针对最高法2009年3月那份纪要规定（参与处置资产的律师，不能作为处置资产的受让人），京衡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余超解释称，名称中带有“通知”、“意见”、“纪要”等的文件，都不属于司法解释，该类文件在司法实践中被称为“司法解释性文件”，根据最高法的规定，刑事裁判文书中，只能引用法律、法律解释、司法解释作为裁判依据，而其他的文件，只能作为“说理的依据”，而非“裁判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