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工业创新之路:一堆一器退役 自主研发多堆多器( 九 )

20世纪60年代,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的王淦昌回国,接到研制原子弹任务时,留下了那句时至今日仍是原子能院精神的名言:“我愿以身许国!”

不同时代的核科技工作者,用艰苦奋斗、埋头做事来践行着共同的责任担当。张兴治回忆刚进入原子能院时,脑子里除了工作就是学习,娱乐和享受安排在日常计划的最末位。“有时候下班很晚了出门,回头一看,各个大楼房间都是灯火通明,大家都在熬夜学习。”“当时每周末都有辆解放牌大卡车进城,但是大家一般不会每周都出去,一个月进城一次就不错了。”

4月17日22点42分,张天爵在微信朋友圈分享其团队的工作状态,“刚处理完实验数据回家吃饭。昨天夜里和大前天夜里,两个通宵的实验数据看起来比较符合预期,想做一次大胆的尝试。”再往前翻,是一条发于3月23日23点12分的动态:“今夜,小伙子们还在实验室熬夜,从现场传回消息判断,小线圈测磁综合精度有可能达到我们自己的一个新纪录。”

当苏兴普的核辐射防护队伍在不断壮大时,他的儿子苏胜勇从部队转业,回到原子能院,做了一名钳工,如今已是全国技术能手、中核集团首席技师,并在2017年有了自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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