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莉想写就写，才是文学的良好生态( 六 )_池莉湖北省文联副主席

在农村，我什么都学会了，插秧、割谷子、种菜，我特别积极。但是，因为我每天都在写作，都记笔记，农民也都看着，他们觉得我应该去当老师，给他们教孩子。所以，大家向学校和大队强烈推荐我。我可能只纯粹地劳动了半年，做了一年半的老师。不过，我们乡村老师当时是不一样的，一到农忙的时候，都带着学生下地劳动。说不上课了就马上不上课，说要下暴雨赶快去把棉花摘下来、抢棉花，我就带着学生跑到农地里抢棉花。所以我也在劳动当中。两年的时间，对我是特别大的、脱胎换骨的改造。

新京报：你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你这一代作家是比较幸运的，经历很丰富，譬如阎连科对饥饿有很深的痛苦，而你更强调“被剥夺的痛苦”。可以具体解释一下何为“被剥夺的痛苦”吗？

池莉：很简单，我自己想要写的不能写。最初写作的时候，是被剥夺了自由思想的痛苦。开始写的时候，我很年轻，十七八岁下农村就想写作。我后来看我那时候的笔记，我都笑，全是大话、空话，当时自己的脑子被剥夺，全是社会上流行的写作方式。这种剥夺是很深刻的，你必须花很大的力气“拨乱反正”，把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真正的感觉找回来。这是很痛苦的。你满脑子都是被灌输的话语，写英雄人物、写典型环境，跟现在的孩子上学被灌输的一些说法一样。我花了很多年，慢慢写，慢慢找回自己。所以，我最开始写《烦恼人生》，所谓“新写实”，是我被剥夺以后的觉醒，这是非常有意识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