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芯酸往事(深度好文)( 六 )

但在产业化方面,成就却寥寥可数。1977年7月,邓小平邀请30位科技界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半导体学界灵魂人物王守武发言说:“全国共有600多家半导体生产工厂,其一年生产的集成电路总量,只等于日本一家大型工厂月产量的十分之一。”一句话就把改开之前中国半导体行业成就和家底,概括地八九不离十。

但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已属难得。王守武是美国普渡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文革中被停职批斗,备受诬蔑和诽谤;中国半导体物理的奠基人谢希德,被整成走资派后,每天工作是扫厕所;而拉出中国第一根硅单晶棒的林兰英,父亲因为做过国民党的县党部书记,被造反派在火车上殴打致死,林兰英自己也受屈辱。

几十年后回顾这段历史,总是有人试图用一句“无私奉献”将他们的这些经历一笔带过,并喜欢大声质问芯片从业人员:你们为何不效仿前辈们舍身忘我的啃干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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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后,打开国门的中国人猛然发现,美日的半导体产业也已经将中国远抛身后,差距在10年以上,韩台也在迅速超过中国。但除了少数专家外,上至庙堂高管,下至平民百姓,国人对这种差距和追赶的难度普遍认识不足,比如在1977年,总设计师问王守武:“你们一定要把大规模集成电路搞上去,一年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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