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征的重负》摄影所背负的历史重担( 二 )_20世纪初为利兹贫民窟拆迁法案所拍摄的

具备“表征”功能的照片，既可以是一段或美好或悲伤的回忆，也可以是——按照约翰·塔格在《表征的重负：论摄影与历史》（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一书中所说的——是“证据”、“秩序”、“监控手段”、“法律财产”，当然还可以是对权力机制的宣传。初版于1988年的这部著作，在30年后也与中文世界的读者相见，书中对于摄影与历史、权力关系的讨论，在当今这个“数字化时代”似乎仍未完全过时。

约翰·塔格是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分校（Binghamton University, SUNY）的艺术史教授，《表征的重负》是他已出版的三部专著之一，全书由七篇文章构成（其中一则是他的“工作活页”），讨论了摄影如何以“纪实”的方式，伴随着19世纪末以来规训机制的强化，达成与权力机制的共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表征手段的摄影，被赋予了意义的“重负”。

摄影从来都不是中立的

按照塔格在本书导言所说的，在摄影与权力机制合流的过程中，权力和意义会建立起一种彼此“互惠”的关系，对此他也提出了“权力政体（the regime of power）”和“意义政体（the regime of sense）”这两个概念，来描述和强化这种互惠关系。对于照片作为证据，介入权力和意义两个政体的过程，他用福柯式的论述进行了爬梳。在19世纪末期开始的规训机制的发展，包括犯罪学、精神病学、公共卫生等学科的兴起，使得照片能够以“证据”的方式介入规训机制的运作中。统治阶层也需要在社会发展的同时，发展自身对于真理和权力的阐释方式，而在当时，几乎与“真实”捆绑在一起的摄影为他们提供了崭新的规训路径。以照片为主体的档案库随之建立并发展了起来，对档案库中照片的储存、分类、抽调和展示使用，则统统都伴随着权力规训的意志左右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