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征的重负》摄影所背负的历史重担( 五 )_20世纪初为利兹贫民窟拆迁法案所拍摄的

另外两个证明摄影是作为权力毛细管式运作工具的案例，是19世纪晚期英国利兹库瑞山（Quarry Hill）的贫民窟拆迁，以及上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前后的美国农场安全管理局对当时美国乡村的记录。利兹的贫民窟拆迁和农场安全管理局通过“纪实”这一手段干预对现状和历史的解释：前者用摄影记录下了利兹贫民窟“可怕的生活条件”，从而促成政府完成当地贫民窟的拆迁工作；后者则通过摄影师对于美国乡村的记录，建构起国家机器对于既定历史的解释体系。塔格认为摄影的意义是借由权力规训和既定历史语境而获得的——这一解读倾向，也在他后来的著作《规训的框架》（The Disciplinary Frame）中有所体现。

某种程度上，塔格的著作对于我们借助历史认识摄影，或者借助摄影认识历史，尤其是反思其中的权力规训运作逻辑，有着相当大的启示。但塔格的研究方法也引来过不少异议和批评，乔治·华盛顿大学的Bernard Mergen就在一则书评里尖锐地指出，塔格的论述过于依赖对具体语境的体认，他的作品既涉及历史又涉及摄影，但在塔格直接套用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话语的情况下，摄影和历史之间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并且在Mergen看来，塔格对于历史和摄影都“缺乏兴趣”。郭力昕在《制造意义》中也提到了John Roberts对塔格的批评，称塔格“认为摄影的意义只是在接受讯息的过程中，以言说的概念被建构起来”，这样也让塔格落入“化约主义者”的窠臼。从这些批评来看，尽管塔格对于权力的批判读来让人痛快，但痛快之余，对于摄影的解读也不宜一味施加历史的重担，或许换个角度为影像减减负，我们能从不同侧面更深一步体认影像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