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征的重负》摄影所背负的历史重担( 三 )_20世纪初为利兹贫民窟拆迁法案所拍摄的

照片怎样作为证据、监控手段和纪实宣传，逐渐形塑一个表征政体呢？塔格先以阿尔都塞式的论述阐明了他对于摄影的态度，摄影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在第一章“影像的民主：肖像照和商品生产”中，塔格指出了现代摄影产业从一开始就注定的“垄断”性质。早期肖像照产业和技术的发展，包括银版照相术再到后来柯达胶卷的技术革新，这个发展历程见证了摄影，尤其是肖像摄影从最初的资产阶级专享，以及肖像摄影师这一群体对技术的垄断，再到胶卷时代摄影术的普及化、日常化。一般人对于肖像照的需求不再需要求助于特定技术群体，而可以自主生产。这固然是影像的“民主化”进程，但这也造成了摄影的过剩，大量生产的照片，意味着掌权者同样有机会将摄影纳入自身的规训体系之中，从而将摄影“体制化”，而他们的确也是这么做的。因此，摄影术从诞生开始就伴随着明确的权力关系，自始至终都为某一特定阶层的垄断所把持。而在“证据、真理和秩序：摄影档案和国家发展”这一章中，塔格强调了国家权力对于摄影术的收编。

毛细管式的权力渗透，首先表现为“监控手段”。在第三章中，塔格延续了他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在这一理论支撑下，塔格从西方警察系统的发展着手，指出警察队伍对国家机器的从属与表征功能。他提到了英国现代警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从1829年罗伯特·皮尔担任内政大臣时通过的《议会法案》开始，英国警察队伍的雏形也开始显现，与之相伴的是明确的等级制度的建立；到了1856年的《议会法案》，警察队伍从城市扩展到乡村，并且由中央政府提供明确的薪资和设备费用，同时还有负责报告警察队伍运作效率的相关机构。而随后，摄影也开始与警察队伍“合谋”，照片开始作为身份证明被加以使用，最为典型的则是用于记录罪犯的档案，而且，警方也在逐渐完善对罪犯“大头照”的要求，包括采取正面免冠照片，对于侧面照也有明确的规定。这种用于监狱系统的照片-证据很快就被广泛应用到其他领域：交通案件、法庭证据、法医工作、犯罪现场等等。换句话说，以警方为代表的权力机构，他们的相机时刻都在对准被治理的对象，尽管不像今天一样有着发达的监控摄像技术，但当时摄影在权力机构的应用中，同样依靠庞杂的档案库建立起对个人的“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