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征的重负》摄影所背负的历史重担( 四 )_20世纪初为利兹贫民窟拆迁法案所拍摄的

摄影，作为权力的毛细管式运作

除警方之外，法律系统也在逐步将摄影纳入到其权力政体之中，在这个体系里，权力的毛细管式运作表现为一个依靠法律和照片合谋而建立起来的“真理政体”。如果照片只是作为证据存在，那么照片就是法律的工具，但随着照片的“科学”属性逐渐模糊，某种“艺术”属性又逐渐显现，照片或摄影，也就不单纯只是法律的工具，同时也是法律的对象。随着摄影术的发展，法律和摄影之间开始了相当长时间的对峙，法律会把目光瞄准摄影作品的交易——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针对色情影像的管控。塔格提到了伯纳德·艾德曼对于当时法国司法系统和摄影矛盾的分析：摄影对于公共空间的记录、复制、生产乃至交换，都牵涉到了所有权归属的裁定问题，而摄影“艺术化”或“私有化”的迹象愈发明显，也为司法系统带来了所有权归属难题。最终，司法与摄影从对峙到妥协，是通过所谓“个性印迹”的代理而实现的，摄影的机器属性最终被主体属性所取代，而摄影器材的主体化，意味着摄影的成果，也就是照片成了主体的创造物，而非机器的劳作产物，也就是说，作为机器的相机成了单纯的中介，而主体所创造的照片，因为其创造性也就具备被法律保护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