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的“无用”和“有用”(24)

改开波澜壮阔的四十年,中国诞生了无数优秀而卓越的公司,他们在商业领域披荆斩棘,在管理领域也在艰难探索,如何管理、指挥、调度一个数万数十万人的商业组织,持续地为亿万中国人提供服务,同时坚守良知坚守底线,华为在撰写答卷,腾讯在撰写答卷,阿里也在撰写答卷。

而阿里这份尚未落笔的答卷,是几千年来中国商人阶层探索商业伦理的延续。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就把伦理道德注入商业活动中,形成“诚信无欺、以义制利、和厚生财”的价值观,却往往沦为没有约束力的道德说教。而商人阶层也被逐步异化成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无商不奸的形象。

而阿里对价值观的实践,其实承接了儒家的古老义利观,相信人性本善,以义制利。但区别在于,通过制度的设计,阿里让价值观从虚弱无力的道德说教变成落地的管理体系。这使得“善”主导的企业精神传递到其员工、客户和社会。它的价值超越了管理本身。

马云无意也无力为中国企业输出一套完美的样板,他能做的,只是用商业和组织能力,叠加“愿景、使命、价值观”的体系,帮助阿里成为“好公司”,然后把接力棒交给继任者,正如他在昨天阿里20周年年会时讲的那句话:“今天不是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一个制度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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