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升庵雄视西南五百年（下）(14)_

他曾经在云南的许多地方，在保山、昆明、安宁、晋宁、建水等都生活过。每到一个地方，都为研究云南历史的人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并且也使当时云南以外的人们因交通不便而对云南很少了解的状况有所改变。这是他的影响的一方面。同时，他对于学术活动很热心，到那里便讲学，结诗社，和云南当时的学人有广泛的接触和影响。不少人受他的启迪和教益，成了知名人士。很负盛名的李元阳、张含、杨士云、王廷表、胡廷禄、唐琦等，都向他求教，有“杨门六学士”之称。他的这些学术活动，对提高云南学术水平，是有不少作用的，这是他的影响的又一方面。

杨升庵临终前集诗百余首，编成《七十行成稿》，请李元阳为之作序，李元阳欣然应允，不日写成。在《升庵先生七十行成稿序》一文中，李元阳这样写道：“有乎人者，有不物之物焉。老而不衰，穷而不踬，厄而不悯，人鲜有之。读先生之诗，则此物勃然跃于吾前矣。”这不禁让人想起《孟子》里的名句：“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反过来想，这也恰是杨升庵雄视西南五百年的根性：经历千磨万击，必与日月同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