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启蒙》 邓晓芒与他的“时代精神的冲动”( 四 )

在分析20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时,作者以西方近代启蒙运动作为参照,认为“国人通常只注意到西方启蒙运动所提出的那些响亮的口号和原则……却忽视了这些口号和原则背后的更深刻的基础,即对这些原则属于人类普遍本质的人道主义信念”。甚至《20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再读康德〈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全文都沿用了用西方历史经验评判中国状况的方法。

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所采取的中西比较视野,大体可以概括为“透过西方这面镜子来看中国”。中西文明比较在书中无处不在(不少比较不但跨越了地理和文化的阻隔,而且在比较所选取的时间段上也颇为随意),但两种文明在作者心目中并不具备同等的“价值”。关于这一点作者表述得相当直白,他围绕中西文化比较提出了一种“双重标准论”。从表面看,作者申明要“根据的文化环境的不同”,要求“任何一种文化都只有建立在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基点上,努力吸收异种文化的要素,才是有生命力的”。但紧接着作者就又坦率地表示双重标准“其实并不是完全对等的”:西方文化在今天并不只是代表欧美白人的一种有限的文化,而是承载着普遍价值的一种文化;而中国文化则本身不能自外于普遍价值,最终将融入这种普遍价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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