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偏见的数据:种族科学的运用与滥用( 四 )

进一步地,在1972年,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勒沃汀(Richard Lewontin)的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表明,群体内的基因差异大于群体间。这样看的话,举个例子,一名尼日利亚的黑人男子与一名苏格兰白人男子在基因上的相似性,就要大于他与一名坦桑尼亚的黑人男子的基因相似性。

人类基因组计划令我们的认识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基因科学的好处也引发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危害和风险,可能会令我们倒退回“基于欧洲人的形象来刻画人类面貌的启蒙式习惯”,主张差异毕竟有等级高低之分这样的东西。

再举一例,塞尼反思了2005年因布鲁斯·拉恩(Bruce Lahn)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而引发的争议。这一系列研究提出,某个基因层面的变异与人类大脑尺寸的变化有关(这带来了认知能力的迅猛提升),它发生于5800年前的人群中,但这一变异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南美极难找到。哪怕“认知优势”这一假设并没有得到证明,这篇论文仍得到了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追捧,被视为证实了他们那套有害的信念。

2018年,《自然》杂志发表社论,对这一趋势敲响了警钟:“学者担心,极端分子可能会对古代DNA研究实行审查,并试图利用它们来服务于一些错误的目的。”《高人一等》一书也抱有类似的关切。例如,近年来,印度的考古学家就被安排了发掘与印度教古典文献里的场所、人群和事件相关的证据的任务。对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来说,遥远的古代“成为了一种凸显科技和文化优越性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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