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播,中国做对了什么|贾鹤鹏( 八 )

No.4

如何看待公众参与科学?

在读博前多年的科普生涯中,笔者曾一度认为,中国科学传播工作的核心缺陷,就是缺乏公众参与。

但这一理想被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经历打脸。在实践上,笔者参与组织或报道过的有关转基因的各种对话和辩论,不是演变成闹剧就是以激烈对立而收场。在国外,以发起和组织公民共识会议而蜚声国际科学传播界的丹麦技术委员会,在2012年因公众对其各种科学对话的实际参与度很低,被政府取消了资助。

这实际上是“公众参与科学”这一模式带来的困惑——科学传播工作者可能一厢情愿地认为公众参与很重要,但对于普通公众而言,那些与自己生活无直接关系的共识会议或科学对话并没有吸引力,不愿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参加。即便有人愿意参加,但谁是公众代表?何为科学问题上的民意?对话产生的费用应该由谁来承担?这些都是迄今为止公众参与科学模型未解的难题。

既然如此,在本来就不鼓励公众参与的中国社会,是否还有必要发展公众参与科学的活动,或将其作为科学传播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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