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寻找一种 古典的文化自信( 四 )

酌光:您的这部书写了七年,为什么写那么长时间?

葛亮:前面三年案头工作就已经做了100万字,我并不觉得时间很漫长,《朱雀》当时也写了5年。去写这部小说有一点意外,我的祖父已经去世多年,而他的好友王世襄先生的去世又给我很大的情感冲击。以王爷爷的性情是一个什么都可以不在乎的人,但是他为一个去世多年的老朋友,为了他著作的出版,不遗余力地奔波,你会体会到那个时代的人情的重量。有些评论说这个小说里面体现出了价值观的东西,包括了“仁义”的部分,我写的时候未必有这样清晰的意念,但是那个时代的所谓“信义”,是有重量的,最终渗透于字里行间。

小说里有不少“等待”与“承诺”的场景。比如龙师傅一年为文笙做一只风筝,每年如此,一直到第四代,这也是一种承诺。文笙和仁桢最终走到一起,相识、相认到相知实际上也是二十年的承诺。中间有一个场景,我认得你,我也认得你,其实是在长久等待中交汇。包括在文笙家里遭软禁期间,仁桢在楼上等他。偶遇永安,两个人的对话中,我用了“信如尾生”这个典故。以现代的价值观言,尾生为守承诺不惜放弃一己生命,是不明智甚至愚笨的。但往深处想,却十分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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