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寻找一种 古典的文化自信( 五 )

酌光:在这部小说里最难处理的部分是语言的问题吗?

葛亮:最大的挑战还是所谓文化定位的问题,我们怎么来看待舶来的问题,怎么样去恢复中国文学在传统这一脉上的自我生长的体系,我早期的阅读训练对我是有影响的,小时候看笔记体小说,会有难度,如果当时不是有父辈影响的话,在我那么小的年纪可能就会放弃,但是现在对我来说大有裨益,很小的时候树立起了对于某一种语言的语感,对于语言的审美,所以我写《北鸢》的时候,要寻找自己语体的时候,它就派上了用场。

当时白话文运动进行到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实际上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局限于所谓的知识分子阶层,比方说胡适、钱玄同他们几个人,甚至当时很多国学大家也很不认同,最典型的是章太炎,当时它被认为是一种“信而不顺”的语体,把白话的内容,现代的内容融合到所谓现实主义的表达当中,所以我在选择《北鸢》的语言的时候,我希望它既能做到和那个时代匹配,这是“信”的层面,同时要做到“顺”,当下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仍然能体会到它的美感,不是那么难以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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