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坤|湘军领袖刘坤一与晚清政局( 六 )_刘坤|李鸿章|张之洞|中国近代

为探明实情，他电询户部尚书鹿传霖：“窃思采用西法，见诸上谕明文。鄙意此后一线生机，或思自强，或图相安，非多改旧章，多仿西法不可，若不言西法，仍是旧日整顿故套空文，有何益处？不惟贫弱，各国看我中国，乃别是一种顽固自大之人，针不以平等与国待我，日日受制受辱，不成为国矣。”（《张之洞全集》， “致西安鹿尚书” ，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九日，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 p8506）鹿传霖回电解释道，变法诏书，是他与荣禄建议的， “上亦谓然。至应如何变通，总期实事求是，决无成见。来教谓第一力扫六部吏制，深合鄙衷。及今曹署焚荡之余，尤为机可乘而制易改。然腐儒固执，宵小不利，阻挠必多。将来想有助略相（作者注：荣禄）极力主持，惟当切实行之，逐渐变之，总期除弊兴利，似不必拘定西学名目，授人攻击之柄。”
张之洞从王电中略见端倪，圣意虽主变法，但碍于国情，多变西法，必授人以柄，遭到腐儒和保守官僚的阻挠，但不变西法，新政必流于形式，难见实效。张之洞力主“大变西法” ，他认为“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 ，他想在覆奏中体现自己的主张，但又不愿独自承担政治责任，如果与东南各省督抚串通一气，统一口径，以联衔的形式公同覆奏，各自承担的政治风险将会小很多。
其实，联衔会奏也是刘坤一的主张，在覆奏一事上，他要谨慎得多，上谕刚一颁布，他就致电张之洞，希望张先拟一份大纲，提出大体一致的改革建议，以便各省参考。张之洞回电刘坤一并致电东南、西南督抚，主张联衔。联衔会奏得到了各省督抚的同意，但由谁执笔？各省督抚均推刘、张执笔，刘、张自知责无旁贷，但又互相谦让，难免要推让一番。
就在刘、张推让之际，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三（1901.4.21），朝廷设立督办政务处，派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亦遥为参与， “将一切因革事宜，悉心评议，次第奏闻” 。刘、张的身份又有了新的变化，不仅是议和大臣，又要承担起督办新政的重任，外交和内政，都要“遥为参与” ，这种身份已不宜于其他督抚联衔会奏。
这时，袁世凯探得消息，致电刘、张，朝廷不愿督抚联衔会奏，似以单衔入奏为好，张之洞回电同意袁的意见，但希望他与江、鄂覆奏在主要内容上保持一致，以免歧见太多。刘坤一接袁电后即致电张之洞，他表示，他省可以单衔入奏，但江、鄂必须联衔会奏，张亦同意。于是，刘、张联衔，五月二十七日会奏《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六月初四会奏《尊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六月初五会奏《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此即“江鄂会奏变法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