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坤|湘军领袖刘坤一与晚清政局( 二 )_刘坤|李鸿章|张之洞|中国近代

清朝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东西、南北的直线距离都在五千公里以上，又被高山大河海洋荒漠分割成不同的地理区域，四亿五千万人混居在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而行政区划承继元朝的行省制度，既不合理，又不均衡，大省小省，面积、人口、资源、贫富相差悬殊，朝廷也无力调剂，只能靠督抚各尽其责，维持生计。边省与内地，在国土安全上承受的压力更为悬殊，边省战争风险极高，对外交涉频繁，同样是保境安民，边省督抚在内政、外交和军事上的责任，远远大于内地督抚，政务烦剧程度，远胜于后者。
在交通落后、信息不畅的清代，天高皇帝远，督抚成了皇帝在各省行使统治权的最高代表，一遇匪祸民乱，外国入侵，朝廷无力抵御时，就要靠督抚自谋对策，自筹兵饷，剿匪平乱，对外交涉，以安定地方秩序，庚子年的东南互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高度集权的帝制政体，一遇皇权式微，则诸侯崛起，已成定势，轻者挟王自治，重者藩镇割据，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庚子夏，京城沦陷，帝后逃亡，像刘、张这些既自保辖省又维护皇权的督抚，史上并不多见。按理说，刘坤一抗旨不遵，罪同大逆，事后朝廷不但不罚，反褒扬其“匡抚大局”之功，委曲之心，可见一斑。
事后，刘坤一致电荣禄，自陈心迹：“各国兵轮泊吴淞口常三十余号，且调防兵数千分屯上海租界，以至谣诼纷纭，谓将据我津要，以断西北接济。初议用兵牵制洋人，使不敢併力北向。既思洋轮忽来忽去，可合可分，而我无大支海军邀截，仅持陆路兵勇，不惟不能牵制洋人，且防不胜防，转为洋人牵制。是以商之香帅，钦遵相机审势力保疆土之旨，与各国领事订立保护章程，各不相犯，得以撑持至今。区区苦衷，知蒙鉴谅已。”（《刘坤一遗集》， “致荣中堂”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四，中华书局， 1959 ， p2274）而朝廷年底将五月二十四日（下诏对各国宣战）至七月二十日（两宫出逃前一天）期间所发谕旨“查明矫擅妄传各旨，提出销除” ，既是一种认错的姿态，也是对东南督抚抗旨自保行为的褒奖，近两个月的上谕竟公然宣布作废，帝后之尊严，朝廷之威信，尽委于地，其委曲难言之苦衷，昭于天下。
抵抗俄约，维护主权
庚子十二月初十朝廷下诏变法，命枢臣督抚各抒己见， “通限两个月”提交奏折，但直到辛丑五、六月，江、鄂两督才联衔会奏，响应变法，如此大事，一向好为先声的刘坤一、张之洞竟拖延半年，所为何情？原来，发生在辛丑春夏一桩事关国家主权的外交事件，牵涉了刘、张的精力，使其不能专心筹划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