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王学斌：曾国藩到底缘何自杀？( 三 )_曾国藩|中国近代史|历史|咸丰

琦善因鸦片战争闻名于世，也肇祸于此，被道光抄家革职。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不久他便东山再起，出任陕甘总督。咸丰继位后，朝中有人参劾琦善，说他对待雍沙番族“妄加诛戮” 。于是，琦善再度获罪。虽身陷囹圄，但琦善官场口碑却好得出奇，并且其能力也深受同僚认可，如张集馨盛赞其“天分绝顶，见事机警，刑名钱谷、吏治营务，无不谙熟， ……诸事得体” 。故会审官员有意回护，希望大案化小，替其开脱。就在众人已成共识之际，唯有“愣头青”曾国藩强要出头，打破了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琦善虽位至将相，然既奉旨查办，则研鞫乃其职分；司员职位虽卑，无有传入廷尉与犯官对质之理。若因此得罚，将来大员有罪，谁敢过问者？且谕旨但令会审琦善，未闻讯及司员，必欲传讯，当奏请奉旨然后可。
结果可想而知，琦善最终发配吉林赎罪，作为宦海“异类”的曾国藩，自然落得个孤立惨淡之下场， “诸公贵人见之或引避，至不与同席” 。前脚被皇帝“封杀” ，接着又遭同僚唾弃，这偌大的京城，曾国藩看来是呆不下去了。“时事多艰，无策以补救万一，实可惭愧！明年拟告归，以避尸位素餐之咎” ，唯有外放，才是解脱。
“处于不官不绅之地”
总算天遂人愿，咸丰二年六月，曾盼到主政江西乡试之差，终可告别在其看来阴霾重重的都城。
怎奈好运仅是乍现。行至安徽，曾便收到母亲去世之噩耗，只得返乡守孝。或许他未曾想到这只是霉运的开始。
是年底，被太平天国搞得焦头烂额、心急火燎的咸丰帝，情急之下诏令曾办理团练。对此“临危受命” ，曾国藩心中实有一万个不愿意：“再四思维，以墨绖而保护桑梓则可，若遂因此而夺情出仕，或因此而仰邀恩叙则万不可。区区愚衷，不得不预陈于圣主之前。一俟贼氛稍息，团防之事办有头绪，即当专折陈情，回籍守制。”
宦途历来变幻莫测，岂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那般容易？复出初期，曾国藩便发觉自己如同泥牛入海，难于自拔，他最大的感慨便是：“置此不官不绅之人” ， “处于不官不绅之地” 。说白了，曾国藩这个所谓帮办团练大臣，既非朝廷官职，镇不住湖湘官吏，更不是士人领袖，摆不平州县乡绅，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不尴尬才怪？
既然官不疼，民不爱，曾理当放下身段，四方示好，如此方能聚合官绅，和衷共济。孰料曾又“不走寻常路” ，上任伊始，便抛出一封《与各州县书》，满是呛人的火药味：
或啸聚山谷，纠结党羽，地方官明明知之而不敢严办者，其故何哉？盖搜其巢穴，有拒捕之患；畏其伙党，有报复之惧；上宪勘转，有文书之烦；解犯往来，有需索之费。以此数者，踌躇于心，是以隐忍不办。幸其伏而未动，姑相安于无事而已。岂知一旦窃发，辄酿成巨案，劫狱戕官，即此伏而未动之土匪也。然后悔隐忍慈柔之过，不已晚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