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王学斌：曾国藩到底缘何自杀？( 六 )_曾国藩|中国近代史|历史|咸丰

曾国藩之所以奉旨出山，好友郭嵩焘之功堪称泰半。收到寄谕后，曾草疏恳请“终制” ，并无起复之意。恰郭嵩焘来曾府吊丧，闻知曾力辞朝廷之命，便劝道：“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绖从戎，古制也。”然曾仍不为所动。于是，郭便做其父曾麟书思想工作，晓以“力保桑梓之谊” ，终使曾国藩改变初衷。谁知此时郭嵩焘未辅助挚友，而是避居山中，袖手时局。郭氏此举怎不令曾国藩心生被坑之感？曾自然不愿郭稳做局外人， “筠老虽深藏洞中，亦当强之一行。天天纷纷，鸟乱于上，鱼乱于下，而容筠独得晏然乎？”于是曾三番五次邀其出山，甚至以背离家国大义相警告：
若足下者，自有君臣之分义，自有名教之责任。其应竭力报国，概不当以仆之死生为断，而当以己身之死生为断。仆而未死，则助仆共谋；仆而既死，则或独力支撑，或与人同举，直待尊命无一息之存，乃可少休耳。
这段文字，称得上慷慨激昂，不容辩驳，却依旧未能让郭心生微澜，应命出山。
再一个让曾又爱又恨的人，便是左宗棠。曾对左，可谓一见倾心。当时曾于奔丧途中经过长沙， “日与张石卿中丞(张亮基)、江岷樵(江忠源)、左季高(左宗棠)三君子感慨深谈，思欲负山驰河，拯吾乡枯瘠于万一。盖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 。正是基于这种极佳印象，帮办团练后，曾国藩向左宗棠抛出了橄榄枝， “弟智虑短浅，独立难搘，欲乞左右野服黄冠，翩然过我，专讲练勇一事，此外，概不关白于先生之前。先生欲聋两耳，任先生自聋也，吾不得而治之也，先生欲盲两目，任先生自盲焉，吾不得而凿之也” 。显然，曾氏许诺左只负责出谋划策，军中庶务可一概不闻不问，算得上诚意拳拳，没成想左一封书信便明确回绝。其实左于彼时，并无入世之念， “年来心血耗竭，不欲复参戎幕……自此匿迹销声，转徙荒谷，不敢复以姓字通于尘界矣！”更殊为关键的是，心气甚高的左宗棠，认定“涤公正人，其将略未知何如” ，实未入己之法眼。曾、左二人，可谓郎有情，妾无意，这亦为之后彼此交恶隐埋伏笔。
于是乎， “季翁坚卧不起，郭筠仙亦无意再出，萧可卿已年逾六十，不愿即戎，谭湘溪老母在堂，家无昆弟，欧赤城新有母丧，王元圃去秋没矣！”无人愿出，无人可用，曾国藩真的是“一个人在战斗” 。
“但思以一死塞责”
次年开春，曾国藩拖着心神俱疲之躯，率领缺饷乏将之兵，顺江而下，进军长沙。孰料与太平军甫一交锋，曾便在靖港败得一塌糊涂。据其弟子黎庶昌所记：“四月……初二日， ……公自成师以出，竭力经营，初失利于岳州，继又挫败于靖港，愤极赴水两次。皆左右援救以出。……公之回长沙也，驻营南门外高峰寺。湘勇屡溃，恒为市井小人所诟侮，官绅之间，亦有讥弹者，公愤欲自裁者屡矣。”往昔论者，对曾氏自杀，无非如下五种解释：愤愧交加、一时情急、惊吓过度、前途绝望及装腔作势。虽各有道理，但似皆未能点中要害。其实曾氏两日内三度欲了却生命，可借用精神分析学之父弗洛伊德的“强迫性重复”原则，即人固执地、不断地重复某些似乎毫无意义的活动，或反复重温某些痛苦的经历和体验。靖港溃败， “水勇竟至溃散一半，船炮亦失去三分之一” ，曾深觉“愧愤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