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一本书颠覆夏商周断代工程年代学成果( 二 )_竹书纪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文化

就笔者目前所知，在近世以来所有研究中国古史年代的论著中，能够将三代王年一一具列下来，有条不紊而无空缺，这还是第一次。以《研究》一书的总表与断代工程的《夏商周年表》相比较，有两项数据是完全相合的：一是商王武丁的年代为公元前1250—前1192年；一是周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这两项数据，《研究》是用文献方法推定的，工程则据甲骨文和《竹书纪年》中的日食记录用天文方法测定，而后者恰可证实《竹书纪年》原载的可靠性。至于工程所拟定的其他王年，则无一与《研究》的总表相合，且工程的年表于夏、商王年尚多缺略。作者强调，古本《竹书纪年》的年代框架在细节上亦未必完全没有误差，然总要较后人的各种推测更接近于历史实际，因此他相信即使将来的年代学研究更趋精密，这个由古文献侥幸流传下来的三代年代框架也不会再有大的变动。
《研究》一书的最后，还根据所考的年代，综合今本《竹书纪年》与古本佚文所保存的史实，择要编录了夏、商、西周大事年表。作者的用意，首先在提醒读者重视和利用《竹书纪年》现存的史料，同时也在显示“三代年代史料虽零落残缺，而收拾遗编断简，用心清理，也未尝不可以组织起粗略的编年，正不必为三代历史无年历叹息，也不必都等待现代考古或科技手段的新突破” 。如作者所说， “旧材料能重新利用起来，力求有所发明，也便是一种突破” 。这对中华早期国史的重修或补苴也是有意义的。
书中的具体观点，有许多是前人未曾道及或没有论证过的，而虽有论证却无从断制的就更多。举例而言，后世公认的年代定点是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并被认为是见于文献记录的最早年份，而作者认为“共和”并非年号，当时周厉王的纪年也并未废止，其年实相当于周厉王二十四年，厉王自即位至去世总共37年，包括“共和”的14年在内。这就纠正了《史记》以厉王的37年与“共和”的14年相衔接的错误，从而使得整个西周的年代都须重新考订。又如史所盛称的商王盘庚迁殷之年，也是考察三代年代的一个重要界点，过去一般估计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这次作者审订为公元前1278年，可以厘清后世相关记载上的一些混乱。类似的例子不一而足，皆剔误抉奇，剖析入微，无征不信，显示出作者扎实的文献功底和征实的学风。
中国古史茫昧，在现有的文献条件和研究状况下，能够别辟蹊径，综合清理，完整地复原先秦学者创建的三代年代系统，已属难能可贵。这样的年代系统，也得益于先秦华夏史学的日趋成熟，《竹书纪年》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代表著作之一，在今则几乎成为唯一尚可查考的文本。重新检讨中国古史的年代，确有必要大力疏通《竹书纪年》，否则就缺少一个最不可缺少的支点。
《研究》全书只有25万字，制作非宏而内容丰富，言简意赅，逻辑谨密，有含量，有气势。其成果既可供专业学者参考，也可供社会各界有兴趣的读者检阅。这当然不是说所考都已是定论，再无可议。年代学研究是无止境的，信古、释古与疑古之间总会有不同意见。读者细检此书即不难发现，对于以往大量有关三代年代学的难点，作者的考证也免不了夹杂推测的成分，这就为合理公正的批评提供了空间，况且今后新出的史料也可能会造成相反的意见。作者也谈到，现时“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对三代年代学的关注和研究，要在短时间内取得共识性的意见或结论还不容易” ，本书说到底也不过是新添一家之见。年代学研究涉及很多专门知识，有些是相当艰涩的，外行往往难以介入；而笔者感兴趣的是，学者若受此书的启发，在本领域更多地留意于文献征实之学，或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